十月下旬已经是深秋了，夜晚也较之前的日子染了不少的寒肃。
等到我下班的时候已经是十点多了，即使是街上的计程车也久久不曾来过一辆。
照例，母亲的电话总是按时响起来，催促着我早点回家。

“秋瞳，你要不要考虑考虑？你爸给你找了······。”
“妈，我知道了，您早点休息。”

气氛突然间凝重了起来，有些烦躁。
电话的那头是母亲，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我此刻是不能发火的。
我忍耐着，用手摁了摁自己的眉间，
尽管熬过几个大夜之后，心脏已经是隐隐地疼。
母亲的这句催促已经不陌生了——
换句话说，如果她少催促一些，或许我们还有更多的交流方式，
而不只是仅仅存在于电话里。

“妈，我喜欢这里，我不想靠你们一辈子。”

电话那头似乎凝固了，半天也只有电话里的白噪音支支吾吾的，否则此刻应当是寂静的。

“最近谈对象了吗？张处长家的儿子也还······”
“妈，我不喜欢男的。”

这句话想了很久，憋了很久，此刻说出来连我都觉得有些唐突。
我突然意识到这局话语可能会让母亲觉得有些歧义，随后又补充道：

“也不喜欢女的。”

话语淹没在风里，要是母亲能理解我就好了。
我只是想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好好待着。

“妈，对不起······”

我能感觉到电话的那头，是一声长长的叹息，尽管那被隐藏在听筒的后面，很浅很浅。
母亲的话语重新进到了耳朵里，不是责难，取而代之的是关切。

“天冷了，记得多穿件衣服。”

我本想着在路上慢慢走着，等到计程车停在旁边，我就会坐上去。可是一路上，街道上空无一物，一路走到了家里的楼下。今天累极了，我现在只想着回去好好洗个澡，然后躺在床上睡一觉。
可是我刚放下包，便响起来“叮咚”的门铃声。
我喊了句：

“谁呀？”

我扭头瞥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已经十一点半了。
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正经的人会在这个时候来摁我的门铃。
不过门铃没有被急促的再次摁响，想必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
我透过猫眼向外望去，是一位阿姨，看样子最起码得有50多岁了，穿着一件老式的外套，在我印象里似乎只有妈妈那一辈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审美。

“薛检，你好。”
“请问，我们认识吗？”

我对这位阿姨并没有印象，但她却能够清楚的喊出我的名字和职业，想必一定对我非常了解。

“不认识，但我知道要来找你。我，我能进去说吗？”

她双手的胳膊里紧紧抱着一个包裹，开口处露出来，是一本厚厚的档案袋。
我邀请她落座在餐桌旁，在厨房里给她倒了一杯水。

“薛检，我的女儿叫潘沐曦”

我摇摇头，我脑海中思索片刻，确实没有这么个人的名字。

“她在监狱里，罪名是·····是故意杀人······。”

听到这里，我已经有些不想接话了。
这个罪名在这个国家里，已经是不可能有任何转机。
谋杀罪本身就不容任何的辩护，并且在警方一般都会有完善的证据记录。
从她的话来看，说明已经处理完成了。
哪怕是翻案，也不太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
我面露难色，她急于把卷宗给我，我的手挡在了档案袋上。

“阿姨，这个案子不是我负责的。”
“薛检，我知道你的意思。请让我把这些东西留在这里。”

“她不是故意的，是因为我才变成这样的，请你一定要帮帮她。我想你应该知道，如果真的被关在牢里一辈子，这对一个女孩子意为着什么。”

阿姨匆匆离开，我来到窗口看着她渐行渐远的背影。我突然明白桌上的这份档案在我手中有些沉重，里面装的是一个女孩子的清白与法律的尊严，

今晚上注定无法好好入睡了。
我忍着胸口的不适，接了一杯咖啡，将档案袋中的文件尽数倒在桌上一一
证据链被贴在我的分析白板上，线索并不复杂。
根据警方的案情提要，这是一宗再正常不过的谋杀案，在家里的房间里人赃并获，女孩自己报警又等待被抓——非常完整清晰的证据链条。

但是，警方的询问笔录中“大学毕业生”、“长期家庭暴力”这些字眼很明显是当时的阻却情节，而庭审的记录里所谓的“辩护律师”并没有出示这些证据。
这让我意识到，她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被处以无期徒刑（这样重的量刑）——甚至在我看来是可以争取正当防卫的案件，却被以近乎“神速”般宣判、收监。
这其中必定有有一些难以言说的问题，以至于这样一份问题重重的卷宗竟然能够完成审查并最终得以宣判。

有太多的问题无法回答，包括这位母亲是以什么方式拿到的这份档案。
显然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甚至手段都远超我的认知。

“难道有人在帮她？会是谁呢？”

思绪错乱，胸口传来的疼痛似乎是给我的警告，
我抬头望了望墙上的挂钟，已经是深夜的两点钟了。
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明天上午必须和检察长好好汇报一下——
我一定要争取这次难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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