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伊斯兰革命,标志着中国的战略收缩达到极限。

　　当然,这场革命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后世在总结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时候,把主要原因归结于海外财团在伊朗的大肆扩张,即众多海外企业只顾掠夺伊朗的资源,而不顾伊朗的民生,从而引起了伊朗民众反感,最终引发了伊斯兰革命。

　　显然,这与事实存在很大的差别。

　　从根本上讲,巴列维国王在伊朗推行的世俗化与工业化改革并没有错,而且这也是伊朗走向强大的必经之路。伊朗在革命之后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仍然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而且受革命影响,伊朗在工业化道路上走得并不顺利,取得的成就根本无法与巴列维时期相提并论。要知道,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伊朗人依然在享受巴列维时期工业化的成果。到二零零零年,伊朗的工业产值中,依然有六成来自巴列维时期建立的工厂。

　　由此可见,巴列维推行的改革并没有错。

　　关键就是,巴列维的改革行动进行得太快了。

　　一九五一年,巴列维回到伊朗,在政权还未稳固的情况下就下令实施政教改革,废除了多项伊斯兰教的法规,比如妇女不再戴头巾,而且可以参与社会劳动。当时,巴列维甚至打算给妇女政治权力。

　　这项改革措施,差点就葬送了巴列维王朝。

　　当时。在伊朗的很多地区都出现了反对改革的运动,有的甚至演变成了武装起义,巴列维王朝危在旦夕。

　　所幸的是,大战刚刚结束,中**队依然驻扎在伊朗境内。

　　依靠中国驻军的支持,巴列维迅速粉碎了反对改革的力量,并且对伊朗皇家军队进行了全面改革。控制了军权。

　　只是,巴列维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一九五二年,巴列维与中国等同盟国集团成员国签署了多分双边协议。即以开放伊朗国内市场获取外来援助。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这是伊朗实现工业化的必然之举。

　　说白了,国家关系只是政治层面上的。而不是经济层面上的,如果伊朗不开放国内的资源与市场,外国企业就没有理由进入伊朗,也就不可能给伊朗带来工业化所需的资金、技术与工厂。

　　问题是,巴列维这一步走得太急了,而且迈出的步伐太大了。

　　这就是,巴列维几乎无条件的开放了所有国内领域,把伊朗最为关键的资源,即石油与天然气都当成礼物送给了外国企业。

　　不可否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伊朗在工业化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到一九六零年,伊朗已经是伊斯兰世界里综合国力仅次于埃及的第二强国,而且其工业化水平远远超过了埃及。

　　可以说,伊朗走上了一条快速工业化的道路。

　　只是,工业化对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也在这些年里充分反映了出来。

　　这就是,随着工业化同时出现的是城市化,即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由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这就意味着需要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更意味着需要应对农业减产所带来的问题,还意味着需要建设更多的国家基础设施。

　　伊朗在不到十年内取得的成就。欧洲国家普遍花了一个世纪,即便是德意志第二帝国也花了半个世纪,中国则花了三十年。

　　显然,这不是好事。

　　虽然工业国可以通过出口工业产品,以及通过工业的高效生产来解决工业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社会问题,但是伊朗的工业化并不彻底,即伊朗并不是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国,而是一个以原料出口为主的工业国。

　　这就是,伊朗的工业以石油开采业为主。

　　当时,伊朗主要就通过出口石油来获取资金,然后以此进行社会建设。

　　问题是,石油并不是高附加值工业产品。比如,伊朗把石油销售给中国企业,而中国企业则以十倍、甚至百倍的价格把塑料、人造橡胶、化肥等石油制品返销到伊朗,从中牟取巨大利益。

　　显然,在这条产业链中,伊朗得到的好处极为有限。

　　由此,就导致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这就是,大量失去了土地,涌入城市的伊朗农民并没有成为产业工人,而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沦落为乞丐。

　　显然,根本原因就是伊朗的工业化进程走得太快,而且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不可否认,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面对类似的问题,即失地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所必然遇到的问题。可是,其他国家都有足够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通过提高国家教育水平,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从而让更多的国民具备成为产业工人所必须的基础素质。又比如,通过加强国家的基础建设,让涌入城市的农民能够获得工作机会,并且以此成为社会劳动者。

　　关键就是时间。

　　英国化了一百多年才完全实现工业化,法国花了差不多一百年,德意志第二帝国花了差不多五十年,而中国也花了三十年。

　　也就是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那么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问题是,伊朗在工业化进程中,只花了十几年,也就是仅仅一代人的时间。

　　显然,这远远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

　　根据伊朗官方的统计数据,在一九五一年,伊朗的农业人口占比高达百分之八十八,城镇居民占比不到百分之二十,而到一九七一年,伊朗的农业人口已经将到百分之三十六,城镇居民多达百分之六十。

　　也就是说,巴列维过于急功近利了。

　　此外,伊朗的工业化结构问题同样严重。

　　到一九八一年,石油与天然气产业在伊朗工业中占的比重依然高达百分之六十四,而其制造业仅有少量轻工业,重工业则以化工工业为主,而且规模极为有限,产品也主要是化肥等初级化工品。

　　显然,这与伊朗拥有的五千万人口,以及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极不相衬。

　　由此可见,如果巴列维更有耐心,适当放慢工业化改革的步伐,并且注重完善国家的工业结构,就不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只是,这些都不是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的直接原因。

　　引发这场革命的直接原因,是巴列维对外来资本的一味妥协。

　　这就是,为了实现工业化,巴列维向外来资本开放了国内市场,让国外企业控制了伊朗的经济命脉。

　　当然,这些外国企业中,以中国企业为主。

　　到一九八零年,在伊朗注册的三百多家外资石油开采企业中,中国企业只有七家,但是却控制了伊朗百分之七十的油田与百分之八十四的产油量,其中最大的三家中国企业控制了伊朗百分之六十的石油开采量。

　　这意味着,开采与出售石油的大部分利润都落在了中国企业手里,与伊朗毫无关系。

　　虽然中国企业雇佣了大量伊朗工人,而且也给伊朗带去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石油开采与运输技术,但是伊朗工人赚的是血汗钱,而中国企业则通过并不算多的投资,从开采的石油中获得了数不清的好处。

　　更重要的是,部分伊朗官员利用手里的权力,也获得了好处。

　　结果就是,伊朗的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扩大。

　　到一九八零年,以巴列维王室为代表的、占伊朗人口总数不到百分之一的富人,控制了伊朗社会财富的百分之八十,而位于社会底层的八成伊朗人,占有的社会财富还不到百分之五。

　　可以说,巨大的贫富差距,才是伊斯兰革命的根源。

　　要命的是,巴列维国王根本就没有想过设法消除贫富差距,也没有为消除贫富差距做任何努力。

　　说白了,巴列维根本没有意识到严重的贫富差距会带来多么严重的灾难。

　　根据联合国做的调查,在一九八零年,伊朗有七成以上的未成年人得不到必要的基础教育,超过八成的国民得不到基本的医疗保障,而七成以上的城市居民难以获得足够的洁净用水。

　　更要命的是,伊朗城市居民的失业率在一九八零年的时候超过了百分之三十。

　　与生活在水生火热中的贫民相比,伊朗的统治阶层像是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巴列维国防不但每年数次前往中国进行身体检查与疗养,即便是普通官员,也能够享受到远超过平民的社会福利。

　　根据后来公布的资料,在伊斯兰革命爆发前,伊朗官员在境外的总资产超过了一千六百亿华元!

　　当然,巴列维国王也不例外。在离开伊朗的时候,伊朗王室的海外资产高达二百八十亿华元,而且这还是能够查证的,而那些无法查证的王室海外资产到底有多少,恐怕就没有人说得清楚了。

　　显然,连肚皮都填不饱的民众,肯定不会支持居住在黄金宫殿里的国王。

　　由此可见,巴列维在伊朗的失败,不是工业改革本身的错误,而是推行工业改革的手段与政策性错误所导致的结果。

　　这一点,隔着海峡相望的沙特就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例证。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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