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上下产生了一个极为清楚的认识,即站错阵营的话,下一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就不复存在了。

　　也就是说,以色列必须选择一个正确的阵营。

　　让以色列上下产生这个认识的原因很简单,即以色列在第二次中东战争期间遭受的惨痛损失。

　　在这场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战争中,以色列总共进行了三次全国总动员。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以色列国防军的总兵力达到了一百二十八万,而当时以色列的人口总数不到五百万,既每四个以色列人中,就有一名军人。更重要的是,在战争期间,总计有二十万以色列军人阵亡与失踪。

　　这是个什么概念?

　　如果按照比例为准,那么就相当于中国在一场秩序一年的战争中损失了两千万人!

　　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正是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之中,没有获得一个超级大国的全力支持,与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情况截然相反。

　　要知道,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中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联合出兵,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就击败了阿拉伯联军,保住了刚刚建立的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总共只动员了不到二十万军人,伤亡还不到两万人。

　　显然,两场中东战争的反差,立即让聪明的犹太人认识到,依靠一个超级大国,才是以色列的立国之道。

　　问题是,依靠哪个超级大国呢?

　　在此之前,以色列主要依靠德意志第二帝国。

　　当然,以色列与德意志第二帝国走得更近,有很多原因。

　　比如,以色列的大部分国民都来自欧洲,而且很多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有关。第一批来到以色列的犹太人中,大部分都来自法国。而这些犹太人都是被德军解救的,因此非常感激德意志第二帝国。

　　又比如,犹太人的宗教与欧洲的基督教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犹太人在宗教信仰上也更容易与德意志第二帝国产生共鸣。

　　再比如,犹太人的主要投资都在欧洲,与中国的关系算不上密切。

　　只不过,这些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还是以色列在中东的战略地位。或者说投靠德意志第二帝国能获得更多的好处。

　　这就是,在以色列建立之前,中国已经称霸中东。

　　大战结束的时候,中国是中东的实际统治者,控制着从伊朗到苏伊士运河的整个中东地区,而德意志第二帝国仅控制着土耳其与利比亚。在犹太人看来,如果投靠中国,那么以色列最多只是中国在中东棋盘上一颗无足轻重的棋子,而投靠德意志第二帝国,以色列则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在该地区唯一的棋子。

　　显然。与其做无足轻重的配角,还不如做唯一的主角。

　　事实上。在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正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率先提出进行军事干预,而且德意志第二帝国也是主要出兵国。

　　问题是,第二次中东战争,把德意志第二帝国虚弱的一面暴露了出来。

　　虽然从大环境来看,德意志第二帝国在第二次中东战争期间没有给予以色列支持,与民族独立运动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一九六一年的喀麦隆独立战争,即在镇压殖民地独立运动的行动中,德意志第二帝国消耗了大量国力。国际威望也严重受损,也就没有能力为以色列提供支持。在道义上,德意志第二帝国也有所顾虑,即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大部分都是刚获得独立的国家,也是不结盟运动成员,而德意志第二帝国为了与中国对抗,必须拉拢不结盟运动组织,获得新兴国家的支持,也就没有在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之后,明目张胆的支持以色列。

　　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在第二次中东战争期间保持沉默的主要原因。

　　问题是,对以色列来说,这却关系到了国家存亡。

　　说白了,如果在下一次中东战争中,德意志第二帝国依然无所作为,而中国也因为以色列的亲德立场而保持沉默,那么以色列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凭借几百万人,对抗人口数量超过一亿的阿拉伯世界。

　　显然,以色列当局必须认真考虑其结盟关系了。

　　一九六四年,以色列左翼政党联盟上台,宣告以色列开始奉行亲华政策。

　　当年七月,新当选的以色列总理拉宾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而且这也是拉宾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外交活动。

　　显然,拉宾的对华访问,明确宣告以色列需要中国的支持。

　　从此之后,中以关系改善。

　　更重要的是,在增进交流的时候,犹太人动用了其最为有力的武器,即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力。

　　一九六七年,危地马拉战争爆发,中以关系迎来黄金时期。

　　根据后来解密的资料,在危地马拉战争期间,犹太人财团一直是中国当局最有利的支持者,在整个战争期间,犹太人财团为中国当局提供了数千亿华元的战争融资,由力保证了华元在金融领域的地位。

　　甚至可以说,没有犹太人财团的支持,华元在战争结束之前就会甭盘。

　　更重要的是,中国与以色列在此期间签署了好几项军事合作协议。

　　从一九六八年开始,中国就有计划、有系统的开始改造以色列的国防力量,包括为以色列提供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比如,j-66b正式量产之后,以色列就是第一个获得这种新式战斗机的国家之一,而且还获得了生产线。要知道,j-66b是海军型的战斗机,以色列获得这种战斗机的时候,中国空军的j-66c还没有量产呢。又比如,在一九七二年之前,中国为以色列提供了足够组建三个装甲师的坦克与战车,还以援助的方式,帮助以色列建立起了自己的坦克工厂。

　　到一九七二年底,以色列国防军基本上全面时间了“中国化改造”。

　　也就是说,当时以色列国防军几乎淘汰了所有由德意志第二帝国援助的武器装备,换上了中国制造的武器装备。

　　从政治上讲,这足以表明,以色列正式成为了中国的非结盟盟国。

　　与军事合作同步进行的,还有双方的经济合作,而最关键的,依然是犹太人财团在金融领域上的支持。

　　说白了,中国此时最需要的就是犹太人财团在金融领域的支持。

　　原因很简单,华元与黄金挂钩的时代即将结束,而在创建新的金融货币体系的时候,中国绝对不能缺少犹太人财团的支持。也正是如此,中国才会放弃控制了全球主要石油供应的阿拉伯国家,转为与犹太人国家合作。

　　从战略上看,这无疑是一个风险十足的冒险。

　　要知道,中国早已不是石油出口国,而是石油进口国了。从一九六五年开始,中国就成为了石油的纯进口国,而且进口石油主要来自中东与海湾地区,这两个地区的阿拉伯国家每年为中国提供了上亿吨石油。选择以色列,意味着与阿拉伯国家决裂,也就意味着将在进口石油的时候遇到麻烦。

　　所幸的是,这并不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

　　在全世界范围内,出口石油的不止是阿拉伯国家,三个美国都是石油出口国,而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也发现了大型油田,文莱苏丹更是一个坐落在油田上的国家,此外非洲地区也发现了大型油田,连英国都在北海勘探到了大型油气田,至于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的几个新兴国家,更是产油大国。

　　说白了,以色列只有一个,而石油产地却有很多个。

　　更重要的是,进行金融货币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综合这些因素,中国当局自然会选择以色列。

　　问题是,中国当局不可能不知道,支持以色列,就意味着第三次中东战争,而且很有可能是由以色列挑起的中东战争。

　　显然,这也是中国支持以色列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从本质上讲,以结束华元跟黄金挂钩为主的金融货币体系改革的根源是危地马拉战争,但是从政治角度来讲,中国当局必须尽量避免让世人产生这样的认识,即得尽可能的把金融货币改革与中国发动的战争划清关系。

　　也就是说,需要用另外一场战争来引发金融货币改革。

　　显然,第三次中东战争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原因很简单,在得到中国的支持之后,以色列肯定会为第二次中东战争复仇,也就会在军事实力壮大之后,主动挑起第三次中东战争。即便以色列没有首先出手,阿拉伯国家为了防止以色列坐大,也会发起第三次中东战争。只要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支持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就必败无疑,但是阿拉伯国家不会轻易认输,而会奋起抵抗。在军事手段难以达到目的的情况下,阿拉伯国家自然会以石油为武器,对中国、以及所有支持以色列的国家进行石油禁运。哪怕这只是短暂的禁运,也足够引发一场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了,而在经济危机期间进行金融货币改革,自然是水到渠成。

　　由此可见,引发第三次中东战争的不是犹太人、也不是阿拉伯人,而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