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什么，是依赖地下派帮搞暴动和暗杀，利用公开报刊搞鼓动和宣传？还是培养、训练出忠诚敢战的军队，推翻旧王朝，建立新国家？
或许二者都是，但除此以外呢，被一些革命党视为保守、落后，痛骂以狐媚为虎伥、无耻之尤者的立宪派，所进行的实践活动，难道不是一场革命吗？
从动机上来说，清廷虽然是希望以立宪来换取万世一统、江山永固。但是，任何改革措施的结果都是各种力量较量后的妥协，并不是设计者可以完全控制的。譬如清廷设立谘议局和资政院，其本意要的是驯服的咨询机构，可是孽种一旦诞生便会自行滋长，它们一旦真的履行起民主和监督功能的话，它就不再仅仅是个橡皮图章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引进西方民主的运作方式对破除中国传统政治的固习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如选举制度破除了传统政治的非竞争性，议会政治挑战了专制统治的非公开性，组织政党克服了民众参政的非组织性，地方自治瓦解了集权体制下的非自主性。
从谘议局、资政院、组织政党和地方自治等实践活动来看，筹备立宪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则民众（主要是地方士绅）的政治参与热情将持续升温，最后将象洪水一样无法阻挡。
换句话说，政治改革一旦启动，便只能前进而不能倒退，否则民众爆发出来的能量是极其可怕的。
总之，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些来自于结构性的变化，不是革命，胜似革命。在立宪党人和民众的的努力下，中国沿袭了两千多年的专制体制向现代民主体制逐步转型，看起来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按照预备立宪的计划安排，一九零八年各省开始筹备谘议局，一九零九年便举行谘议局选举。在官方文件中，谘议局和资政院都是实行议会民主的过渡机构，谘议局对应的是地方议会，而资政院对应的国家议院。由此，立宪派也就迅速行动起来。
早在一九零六年，“预备立宪宜先组织政党”的呼声便此起彼伏。先是张謇、汤寿潜等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以迎合清廷的预备立宪；一九零七年三月，康有为、梁启超又以保皇派为班底成立了帝国宪政会，初具政党之雏形。
一九零七年四月十二日，陈文强倡议并组织，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等人发出邀请，各省宪政同志会的首脑齐聚上海，召开大会。
参加人数最多，覆盖范围最广，准备极为充分，立宪派或者称之为宪政派，开始初建政党，大力推进宪政发展。
在陈文强看来，立宪派就应该叫宪政派才更准确，对宪政的狂热程度，与革命党的沉迷暴力不相上下。听起来是互不相容，但从最终目标上看，却是殊途同归。
再说得明白一些，宪政派不过是年纪老成、持重谨慎的革命党，而革命党随着年长、成熟，或者抛弃了暴力之后，与宪政派也没有什么区别。
大家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满清朝廷交权、放权，只不过在目前所使用的手段不同而已。当其中一个手段没有作用时，温和派变为激进派，和平派变成暴力派，也是可以预见的发展和转变。
而陈文强努力推进宪政运动，便是要倒逼清廷。清廷若是妥协，放权、让权的话，把权力和平地争取到宪政派手中自然比在清廷手中要好；清廷若是敷衍拖延，则是在激怒宪政派，破灭宪政派的希望，把他们推向革命党的阵营。
所以，陈文强是绝不会满足于清廷所提出的立宪时间表的。建立政党，选举谘议局议员，成立谘议局，筹办地方自治，成立资政院，速开国会……他和智囊们已经按照西方国家的民主历程大致设计出了步步紧逼的策略，每一步骤都要抓紧完成，以使清廷没有拖延的借口的时间，尽早地暴露出愚蠢、短视、专制的真面目。
由于是首次开如此规模的大会，会场次序未免有些乱。但到会人员或舒缓或激烈的发言，偶尔也会被时起时落的拍掌声和哄笑声所打断，会场气氛倒颇为的活跃和自由。
虽然对外并未号称政党，但成立的“全国宪政会”已经具备了政党的雏形，最重要的是把各省的立宪派联合了起来，声势大张。
作为倡议人和主持人，陈文强不愧是立宪派的新秀旗手，他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宪政会入会章程》、《会员守则》、《宪政会内部选举办法》等文件，使立宪派具有自己的标签，而不再是在语言和行动上予以区分。
而立宪派不仅有了机关报《时报》，也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选举出了总会和各省分会的干事，使宪政会由松散走向联合与团结，由各行其是到一致行动，有了脱胎换骨的进步。
对这些改变，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等人是深为赞许，他们认为非如此不能壮大声势，不能敦促清廷尽快立宪。而全国宪政会的召开，使立宪派不再是江、浙、闽、湘、粤绅商的小圈子，而是几乎扩大到全国，以后更将大量吸收会员，甚至是支持立宪的官员，从而把势力从民间蔓延至官府。
大会就陈文强提出的议案进行了讨论表决，《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等文件相继修改通过，将交由宪政审查馆核议，然后敦促朝廷正式颁布实施。
可以说，这些章程、规则的推出，是宪政派的主动，而不是静等朝廷的宪政审查馆的拟定。时间提前了，倒逼也就形成了。加之当时的新闻限制未严，其舆论的公开助威，不仅能缓解信息的非对称性，还可在民众中造成更大的声势。
这样一番运作下来，老子便是铁杆的立宪派了。陈文强亲执酒壶，在为期七天的大会的闭幕酒会上为众位宪政迷、老前辈斟酒。嗯，应该说是铁杆的宪政派才更准确。
“文强。”被推为宪政会会长的张謇伸手叫着，亲热地把陈文强招到座位上。
这一桌都是立宪派的重量级人物，也是现在宪政会的核心。正会长张謇、副会长郑孝胥，庶务长雷奋，副庶务长刘春霖，江苏分会会长汤寿潜、湖南分会会长谭延闿、湖北分会会长汤化龙、四川分会会长蒲殿俊等。而陈文强呢，是广东分会会长，还兼着宪政会秘书长一职。
“长江后浪推前浪，年轻人哪，最有出息的便是文强了。”张謇不掩赞赏之色，笑着说道：“不仅仅是宪政专家，工商经营亦是无人能比，手中还有枪有人，咱们这些老家伙呀，以后就指望他们了。”
“是啊，文强这商团，还有这铁路巡警，可都是精悍武装。”谭延闿点着头，“有了这，咱们这些立宪派才能够硬气些，不被别人看成光耍嘴皮子的秀才、书生，朝廷呢，也要看重咱们一些。”
立宪派虽然在各省都渐渐壮大，也多是身家殷实的工商士绅，但软肋便是缺乏枪杆子。上海商团应该是首先的尝试，然后推广到全国各商埠，算是立宪派控制到手的武装力量。而陈文强借修路组建起来的铁路巡警，则被立宪派视为掌握在手的第二支武力。
“诸位前辈说得是。”陈文强笑着说道：“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咱们不是要造反，可手中也要有保护自己的力量才比较安心。况且，这预备立宪之事，很可能一波三折，并不象大家想的那般容易。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进程中，起初反反复复也是平常。咱们呢，能多积蓄些力量，再发动民众，这立宪运动推进起来，朝廷也必会认真一些。”
“是啊，咱们不推动，朝廷会积极立宪？”郑孝胥摇头道：“七年，十年，朝廷的立宪预备期竟如此遥远。苟能实事求是，三年之久，又何事不可预备？”
三年，这帮家伙还真是够操切的。陈文强腹诽着，却连连点头，“拿到手里的岂肯轻易放弃？这宪政的主旨便是要朝廷让权、放权，虽然迫于形势要立宪，但朝廷中那些位高权重的亲贵哪里会积极主动？是非要有人在后面推着，才能不断前进的。”
“立宪是大势所趋，除了朝中的亲贵，越来越多的官员还是倾向于此的。”汤寿潜捋着胡子，缓缓说道：“现在宪政会成立，几与政党无异，日后签名、请愿、示威，总要搞出声势，使朝廷拖延不得。”
“稍安勿躁。”张謇向下压了压手，说道：“宪政会通过的各项章程已经送往京城，且看宪政审查馆核议的消息。凡事呢，都要一步一步地来。而首先呢，是咱们要掌握宪政知识，把工作做好，让朝廷没有敷衍的借口。比如说这选举吧，地方督抚肯定不知如何操作；咱们呢，也有很多人茫然无措。这是不行的，咱们既是立宪派中坚，便要担负起指导和领导的重任。”
“季老所言极是啊！”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雷奋比较年轻，在大会上最喜发言，又好辩论，是相当活跃且有宪政知识的人物，对张謇的话深表赞同，“可以想象，中国第一次办选举是何等的有趣和忙乱。咱们已经把相关的规则和方法都制定出来，各地要指导选举工作的人员，咱们会内同志自然是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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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这些宪政迷的憧憬，几乎都是乐观、振奋的言论，陈文强不想浇冷水，毕竟这是推动着社会发展、政治进步。但他还有其他的目的，此次召开宪政大会便想趁机敲定。
如果说中国的封建历史是围绕着政治权力斗争而展开，不理解帝王心术就无法洞察中国历史的精髓。那么，到了现在就大有不同，清廷的中央权威在衰落，新政又搞得怨声载道，最主要的原因在陈文强看来还是财政问题。如果运用金钱的机谋，是不是就能加速这个腐朽王朝的覆灭呢？
货币战争、金融危机，显然对于清廷，对于大多数的国人来说，都是陌生的，比宪政还要陌生。也就根本不知道它的威力，不知道如何防范。陈文强未必是要制造一场金融动乱，但他很想用货币手段来控制金融，控制市场，从而打击清廷的财政。
当时中国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之混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除了传统的纹银、铜钱和来自外国的各种银元外，地方强人还“私铸”钱币。除了这些金属货币外，市面上流通的还有各省官办、商办银行和钱庄以及外国银行发行的纸币。
1903年，清政府曾一度设想采用金本位。除了统一币政的动力外，国际市场银价下跌也是主要推手。但这却遭到了地方督抚们的普遍反对，张之洞成为他们强有力的代言人。张之洞从“民生”的角度指出，中国底层民众多以铜钱进行结算，用金本位显然离题太远，不切合实际，而让超出自身实际价值的银币流通于市，等于鼓励成色不足的货币流通，也等于变相搜刮民脂民膏。此外，银贱虽不利于偿债，但有利于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从长远而言有利于富国强兵。
任何改革，包括统一货币改革，都不仅仅是经济学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议题。满清中央政府一方面要求督抚们对财政改革作出贡献，一方面又谋求中央集权试图逐步削弱他们的势力，所作所为无异于与虎谋皮，其间又有满汉扞格的心结，改革遭遇地方普遍抵制是可以想象的。这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先行中央集权，再推行各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
面对来自地方的强大反对意见，使清政府只好决定暂时维持银本位制，而将希望寄托于统一银币的标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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