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解决汉阳铁厂的质量问题只需要对铁煤进行化验分析，再选择碱性平炉，或改造酸性转炉，就能够加以解决。

　　但在当时，中国缺乏技术人员，缺乏科学知识；洋人工程师刁难掣肘，不肯轻易传授关键技术。所以，当困扰汉阳铁厂多年的问题，被陈文强三下五除二地解决，又投入资金使汉阳铁厂起死回生后，便立刻引起了世人的惊叹。

　　“半个月？”湖广总督张之洞，放下报纸，摘下老花镜，不可思议地连连摇头。

　　“不止半个月。”身为张之洞幕府“通译”的辜鸿铭想了想，说道：“听说先期到达了一批人员，得铁厂总办李维格配合，相关工作已经展开。陈文强到时才算正式接收，说是半个月，实则一月有余。”

　　“一月有余呀！”张之洞叹了口气，“数年之难，他竟能月余解决，真是洋务奇才也。岑春煊，嘿嘿，还真找到了好臂助。等到朝廷嘉奖，他在朝中地位更固，声势更强啊！”

　　“陈文强也未必是岑春煊的人。”辜鸿铭沉吟着说道：“应该是互相借势而已。不过，这陈文强思虑很周全，借着汉阳铁厂一转颓势之机，正在报纸上大谈公司化运营的好处，显是要推动朝廷尽快实施那个《公司法》，以为国家工商发展铺平道路、减少阻碍。而从深层来看，未尝不是为以后岑春煊万一失势而预留后手。”

　　“言之有理。”张之洞深以为然，说道：“若《公司法》推出，汉阳铁厂已改为商办，自是由该法管理。朝廷刚施新法，陈文强又是立宪派主力，当不会岑春煊而株连。无论岑春煊是盛是衰，这陈文强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只是，这家伙未免太不将本督看在眼里了，至今尚未投贴求见。”

　　“有本事的人自然有些傲气。”辜鸿铭倒觉得没什么大不了，这也与他的脾气禀性相近，便帮着陈文强说话，“刚刚接手铁厂，事务繁忙，一时抽不出身也是有的。”

　　辜鸿铭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十四岁时，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

　　在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辜鸿铭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先后获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会操九种语言。在结束了十四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后，辜遇到马建忠并于其倾谈三日，思想发生重大改变，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学习中国文化，并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辜鸿铭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要知道，想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时精通对译的两种语言，能够透彻理会两国文化。否则，就根本无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这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因为有学问，有本事，辜鸿名虽然二十多年来一直只是张之洞的幕僚，但却很傲气，甚至敢拿张之洞和端方前后两任湖广总督开涮。

　　“除了有本事，还很有钱。”张之洞停顿了一下，沉吟着说道：“应该是善筹资，不仅国内的，还有国外的；不仅是华人的，还有洋人的。汤生，你说这粤汉铁路修建一事，能不能委托与他？”

　　1896年10月，清政府下旨修建粤汉铁路。但因耗资巨大，工程延迟至1900年7月才动工，且进程缓慢。至1903年8月仅建成49公里的广州至三水支线。1905年6月（光绪三十一年），张之洞又奉旨督办粤汉铁路。先是经过与美国公司的艰难交涉，以高价赎回路权，定由三省各就本省地段。

　　本来呢，从洋人手中收回路权，由中国商绅集资，通过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建设铁路，是件大好事。特别是随着经济上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拒外债、废成约、收路自办”成为全国士绅的鲜明口号，收回矿权和路权也成为了国民的自觉运动，特别是知识界和民族工商界都为之大力鼓吹。

　　由此，中国人“不借洋债、自行筑路”便也成为热潮，各地商办的铁路公司也陆续成立，如广东潮汕铁路公司、湖南全省支路总公司、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等。但是，资金不足是商办铁路的最大问题。譬如广东筹集股本一千四百万两，相当于广东境内粤汉铁路投资的一半；湖南筹集五百万两，不到粤汉铁路湖南境内投资的五分之一；四川筹集一千六百万两，只相当于川汉铁路西段（成都至宜昌）投资的六分之一。

　　另外，这几个省为了集股，又设立米捐、房捐，甚至抽收租股（按亩收租股）、盐股、茶股、土药（鸦x片）股，小户、贫农也在所难免，徒增负担。而铁路公司职员的侵蚀挪用，更是常事。最为讽刺的是，四川在1903年成立了铁路公司，尚未修一寸铁路，却已支出一千多万两，账目堆积如山，无法算清。如此商办，粤汉、川汉铁路通车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

　　与此相对应的，借助外资修建的铁路则大都资金充足，建设速度也快，如京汉铁路、沪宁铁路和汴洛铁路三条长线陆续竣工，这和“奏办多年，多无起色”的那些商办铁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于当时国内极度缺乏铁路建设和管理人才，因而在铁路修建过程中外方派出这方面人才，这似乎也不为过，很多时候也谈不上有意控制中国路权。就这点而言，民族主义固然激越动听，但效果却未必上佳。

　　张之洞和辜鸿铭看到了这一点，但在民族主义纠葛的背景下，决策就陷入了两难境界：继续商办政策，则于铁路修建的迫切要求和国家的长远发展不利；但要举借外债、实行铁路干线由国家建设的政策，虽然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完成铁路建设，但却必然遭到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激起大规模的反抗浪潮。

　　辜鸿铭想了想，轻轻摇头道：“耗资太大，耗时太长，收效则太慢，就算是陈文强长袖善舞，恐怕也不会把资金和精力投向粤汉铁路。不过，承担一省的铁路工程，倒还可以与其商洽。”

　　“若能在短期内建好湖南或湖北境内铁路，亦是功莫大焉。”张之洞慨叹道：“本官奉旨督办，迄今尚无一寸铁路建成，上负朝廷，下愧黎民。每每思之，夜不能寐啊！”

　　“陈文强此人精明得很，若要其应承，怕不只是铁路收益所能满足。”辜鸿铭停顿了一下，又苦笑道：“但其比盛氏强得太多，若不是信誉卓著，又如何能在国内外筹得巨资？又如何能有众多工商巨富支持？”

　　正说着，下人来报，汉（汉阳铁厂）冶（大冶铁矿）萍（萍乡煤矿）联合煤铁公司总董陈文强投贴求见。

　　“说曹操，曹操就到。”张之洞很想让陈文强吃个闭门羹，打打他的傲气，也出出自己的怨气，可辜鸿铭笑而不语，这么做未免有些气量狭小，只好无奈地摇了摇头，吩咐道：“有请。”

　　“总督大人，陈文强不以官身求见，耐人寻味啊！”辜鸿铭在旁提醒了一句。

　　张之洞皱起眉头想了想，心中了然，冲着辜鸿铭点了点头，表示已经明白其中深意。

　　以官身求见，是以下拜上，上官训斥理所应当，不管对与不对，都要恭然以对；以商人身份求见，虽然还是以下拜上，但在商言商，自身是良民，又没有作奸犯科，你想指手划脚也要受到很大限制。

　　再者，通过汉阳铁厂的成功，陈文强在舆论上已经建立起一定声势。而之所以推迟拜见，也正是因为汉阳铁厂的改造会在短期见效，陈文强便临时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其实，报纸媒体上刊载的消息与事实是有出入的，马丁炉不需改造，可以正常生产；而贝塞麦转炉只有一座改造完成，且还有试产调试之中。但成功是勿庸置疑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西服、革履，礼帽、风衣。陈文强便以完全西化的装束拜见了张之洞，只拱手深揖，却不下跪叩头。你想叫真儿，却会发现，他亦官亦商，是求见还是拜访，说辞很是灵活。

　　而辜鸿铭也是西装革履，又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甫一见面，便吸引了陈文强的目光。

　　陈文强的一个特点是谋而后动，事前便了解了一些张之洞的情况，对他的这位大名鼎鼎的幕僚也知道不少。

　　这世上是确实有天才的，获知辜鸿铭的情况后，陈文强愈发相信这个结论。九国语言，十三个博士，若是普通人，得学上多少年，或许竭尽全力也难以达到这个程度。

　　寒喧、审视、试探……双方的谈话慢慢转向了正题。

　　“半年之内，汉阳铁厂将新建三十吨马丁炉四座，一百五十吨混铁炉一座，生铁和钢的产量都将大大超过停产之前，扭亏为盈是没有问题的。”陈文强停顿了一下，微笑着向张之洞拱了拱手，说道：“汉阳铁厂有些基础和规模，全是总督大人开拓进取，陈某不过投机取巧罢了。”

　　“陈先生洋务娴熟，深悉西方‘政教技业’（即技术科学知识）之精髓，令汉阳铁厂面貌为之一新，倒也不必自谦。只是不知这产量大增，销路可有保障？”

　　张之洞对汉阳铁厂的起死回生是非常欣慰的，毕竟那是他创办洋务的开端，是由他主持兴建的，若能兴旺，他的脸上也是极有荣光。

　　“只要保证钢铁质量，在国内销售当无问题。”陈文强很自信地说道：“甚至出走各洋面，角胜于世界之商场，也是有些把握的。”

　　显然，陈文强并没有理解张之洞的暗示，也或者是他不想轻易掉进张之洞陷阱，把主导权拱手相让。

　　“当年盛宣怀接手汉阳铁厂时，也曾信誓旦旦。”辜鸿铭在旁更加露骨地作着提示，“总督大人便保举其为芦汉铁路督办，以保证汉阳铁厂产品之销路。可惜，盛氏并无此能力，汉阳铁厂经营不善，所产钢轨全不合用，辜负了总督大人的一片苦心。”

　　“铁路确是钢铁需求大户。”陈文强拱了拱手，“总督大人不仅兴办洋务，还通权达变，讲求实济，陈某钦佩备至。”

　　“铁路为自强第一要端，铁路不成，他端更无论矣。”张之洞捋着胡须郑重说道：“西洋富强，尤根于此。陈先生，你以为如何？”

　　“总督大人高见。”陈文强笑着恭维道：“铁路与经济发展，与国防，皆有非常之意义。”

　　“总督大人亦是知悉铁路之重要，方才对修建铁路极为重视。”辜鸿铭在旁说道：“芦汉铁路修建尚顺利，独粤汉铁路，耗资巨大，进程缓慢，令大人十分忧心。陈先生洋务娴熟，可有妙法使其早日修建完成？”

　　陈文强想了想，摇头道：“陈某不了解具体情况，不敢妄言。但耗资巨大，便不是商办所能承担的。修铁路这事呢，需要的是巨额资本，本来是不是靠民间摊派能支撑起来的。”

　　“本督亦如此认为。”张之洞皱着眉头说道：“可要借外债，就难免民心沸腾，激起民众蜂起而反对、反抗。”

　　“借外债估计是难以避免。”陈文强沉吟了一下，说道：“只要不丧失路权，与洋人互利双赢，又有何不可？民意沸腾，民心反对，是信息不明，理解偏颇，未尝没有解决之法。”

　　外国资本在修建铁路的同时，往往也控制铁路的管理权、用人权、稽核权和购料权等。更为严重的是，这些铁路的借款合同往往规定，中方必须以全路产业作为抵押，如果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外方将把铁路占为己有。

　　因此，“拒外债、废成约、收路自办”便成为全国士绅的鲜明口号，收回矿权和路权也成为了国民的自觉运动，特别是知识界和民族工商界都为之大力鼓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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