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府的灵活外交，得到了效果，在进一步的蹉商中，英法决定加入中国铁路的建设，与美德两国共同进行资本投入。而新政府作出决定，山东、云南、长江流域的铁路事务将由中美德英法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进行协商管理，其余地区的铁路管理权则由政府控制，建成后将给予四国同等优惠的运输价格。
通过这个协议，以及统一币制的进行，新政府支撑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保持了财政的独立性，并使四国银行团名存实亡。
同时，英国政府向日本提出了警告。驻日大使窦纳乐奉命向外务大臣递交一份照会，指出英国不同意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以免引起连锁反应。它支持中国事实上的政府，要求日本采取合作态度。
由于英国的压力，加上日本外务省与参谋本部之间本来就有分歧意见，首相桂太郎训令关东都督大岛义昌，要他取缔川岛浪速等人的“满蒙独立运动”。福岛不得不发出“至急归国”的电报，召川岛返回日本，并命令解散所谓的勤王军，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遂告破产。
日本虽然野心勃勃，力图在中国扩大势力。但由于当时国力不足，并受到英、美等国的牵制，加上在日俄战争中并未获得赔款，债台高筑。在列强已经演变成经济实力斗争的时候，几乎无力参与。
以至《中央公论》哀叹：“贫困之日本此时不能在中国大力扩张利权，乃天数所使然，只能隐忍暂时，等待再度发展之机。”
随后，西班牙、瑞典、比利时、丹麦、葡萄牙、荷兰、英、俄、法、日本、奥匈帝国、意大利等国发出照会，承认中华共和国。
解决了国际承认问题，又借英美等国逼退了日本，新政府开始专注于对付俄国这头贪得无厌的狗熊。而同时，也开始清算某些党派不顾国家利益，与外国势力勾连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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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当自己是最精明的人，正在走向胜利，但是螳螂捕蝉，黄雀伺其后，强中还有强中手！不到掀牌的时候，谁又敢确定是胜是败。
“江西、粤汉等商业铁路公司，可以维持现状，但必须接受政府检查与监督，而且融资只能由交通银行负责。非得政府同意，不得接受外资，更不得将管理权随意转让。如有违反，政府将以川汉路为例，将铁路收归国有。”
“某些经济集团或者外国财团使用资金扶植某个政治集团或某些政客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使其运用社会公众所授予的国家权力，为这些集团的利益服务，损害社会公众福祉，甚至危害国家利益。这种黑金政治是政府打击的重点，今于监察部专设社团财务调查科，一经发现，从严查处。”
“国家利益至高无上，为一己私利或一党私利铤而走险，损害国家利益者，与卖国贼同论。借异虐同之举，引狼拒虎之谋，前为天良所不容，后为智计所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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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突然颁布法令，并且将复兴党的财务公开。同时，还在媒体上大造声势，引导舆论，使得不明内情的各党派低层人物议论纷纷，而已经与大总统先行沟通的党首们却稳如泰山，为政府的举动拍手叫好。
有人欢喜，有人心惊。汪精卫此时便是冷汗直流，桌上摊开的文件上记录的桩桩件件，象一把把利剑直刺他的心底。完了，这些东西足以让他们身败名裂，同盟会臭名昭著。
赵秉钧由于在北京表现出色，已经被政府任命为监察部部长，可谓是平步青云，春风得意。他很喜欢这个工作，特别是在望着自己的猎物胆战心惊的样子时，那种快感难以形容。不过，他也心中警惕，因为这些文件是国安部转来的，使他对国安部的势力感到了惊惧。
“黑龙会是个有侵华倾向的日本组织，你们却与之联络甚密，意欲何为？还有三井财团给你们提供经费，要你们为之谋取满蒙铁路的借款权，还有从厦门或福州经南昌到汉口的铁路修筑权。这够得上是收取黑金了吧？”赵秉钧冷笑着拍了拍桌子，沉声问道。
“当时政府并未正式说明修筑铁路不许借贷外资，我们是无心之失。”汪精卫强辩道：“三井提供经费，也不准确，这是我们之间的借贷关系。”
“这个借口一点也没用。”赵秉钧轻轻摇着头，轻篾地说道：“如果政府将这些文件公开，你猜猜外界是什么态度？你们又是什么结果？”
汪精卫费力地咽了口唾沫，那样的结果不用去猜就能知道。政府制造的舆论已经做好了准备，并为他们的形为做了卖国贼的定义。一旦公开，除了身败名裂，恐怕不会有第二个结果。
赵秉钧不紧不慢地点燃一根香烟，悠闲地吐出烟圈，用有些戏弄的眼神望着汪精卫。
怎么办？汪精卫的脑袋里乱哄哄的。现在的形势他很清楚，就在前一个月，日本强迫韩国签订《韩日协约》，公然并吞韩国，这对中国人犹如当头棒喝。“外而高丽既灭，满洲亦分，中国命运悬于一线”，“当乘此时各处报纸登载高丽灭亡事迹，竭力鼓动学界人心”等言论充斥报端，对日本的警惕和防范正在被广大民众所认同。
复兴党的时机掌握得很好，同盟会正准备就铁路问题对列强的让步对政府进行抨击，借丧失部分利权来打击政府的威信。证据也抓得很充分，只要被媒体公开，澄清与狡辩都会无济于事，现在舆论界的风向对政府很有利。
叹了口气，汪精卫抬起头，苦涩地说道：“赵部长，政府，或者复兴党是什么意见，你就明白地说出来吧！”
赵秉钧点了点头，说道：“你们辞去本兼各职，出国考察。至于同盟会总理，也让与温和派，政府对胡汉民的印象还不错。”
“以后呢？”汪精卫不放心地追问道。
“兆铭兄文采飞扬，人物风流，政府觉得不应该弃之不用。”赵秉钧淡淡地笑道：“考察过后，只要能彻底醒悟，政府认为贵州省省长一职，兆铭兄是足以胜任的。至于孙先生，回国后可担任政府顾问。”
看来政府不想过于严厉，逼得同盟会破罐子破摔，弄得双方都是一身唾沫星子。一个温和的党派，是政府希望看到的。
汪精卫无奈地点了点头，将桌上的文件收起，赵秉钧却伸出手，盖在了文件上，别有深意地说道：“兆铭兄，大总统对你的才干还是很看重的，也希望你能用实际行动表示出对政府的忠诚。”
汪精卫沉吟了一下，低沉地说道：“我明白了，谢谢大总统的抬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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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时的观点来回顾过去的历史，人们会认为，孙逸仙博士在革命筹款时，对债权人的某些许诺似乎是鲁莽大胆的，甚至是丧失原则的。对于提供特权、地位和租界一事，也许孙zs毫无内疚不安之感。因为，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个伟大的目标：推翻可恶的清王朝，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进步政权。
然而，“为救国而卖国”这样的思路，却不为陈文强所认同，一个激进的、狂隘的党派又不为政府所接受。那么，也就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抓住把柄，打压瓦解。
孙zs以身体原因，辞去了铁道部部长一职，携秘书汪精卫出国考察治病。同时，辞去了同盟会总理一职，指定胡汉民接任。
廖仲恺辞去了财政次长一职，追随着孙中山走了。虽然孙中山出国考察的内幕真相被掩盖起来，但同盟会依然落入了低谷。
出乎意料的是，政府并未对同盟会籍的官员大开杀戒。总统宋教仁公开宣称要建立一个超党派的幕僚，只要跟他有一样的思想、抱负、都可以加入。他的政治魅力，就在于他的热情，而热情就是希望的洋溢。一个活泼有力，精诚团结，雷厉风行的团队开始逐渐成形。
“我的政见就是公平与公义，所以我尝试着不逼人到绝境；我的原则是：当反对的人出现时，我就要与他们作战，当我们已经站到正义的一方时，我就立刻休兵。权力的获得不是得胜，是奉献。我们的国家，所要凝聚的，不是某一个政党的力量，不是某一种阶层人士的支持，而是全国人民深处的良知、热情与坚强的意志。愿这凝聚燃起一股复兴之火，提升国家的实力和地位。我在这里祈求，所有诚实、爱国、有前瞻性眼光的人，到我这里来，成为我的顾问，成为我的支持。”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真诚地表态，并让记者自由发布。
在政治史上，他是首开总统与媒体记者面对面对答先例的人。他这样做的目的，不在讨好媒体，而在使用媒体，使政府前瞻性的看法，能够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传给社会大众。
宋教仁确实非常适合搞政治，他的热情象火一样烤人，动作象风一样快。他用实际行动感染着每一个人，用真诚的态度争取着每一个人的支持，用废寝忘食的工作实现着自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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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零年五月，重新刮来的春风似乎是戳破旧世界的无数把利剑。革命成功，共和国政府成立，人们开始似乎有些不知所措，但很快便适应了这种比满清统治时宽松得多的生活环境。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理解有意无意地憧憬着未来，规划着新生活。
几位商人打扮的人，悄然来到天津，他们下榻在法租界佛照楼。他们说话时操汉语，尽管举止略显拘谨，但外观上并未引起谁的怀疑。其中一位，显然是这一行人的主心骨，他老成持重、坚毅刚强，却显得有些忧心忡忡。尽管戴着眼镜，但仍可感觉到他的目光是焦灼的，表情是不安的。
位于紫竹林码头附近的佛照楼是天津著名客栈，它坐北向南，三间门面，长长的院子，砖木结构二层转圈楼房，院中有封闭式带天窗的罩棚，有二十多间客房。晚清小说家吴趼人在小说《恨海》中，称其为广东人所开，十分宽大，凡是富商显宦，路过天津，都向那里投止。广东人过津歇宿自不消说，这座至少有一百二十年历史的老建筑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一九零四年，寄居在塘沽舅父家的才女吕碧城，为赴津求新学，在未携旅资和行装的情况下愤然出走，幸遇天津佛照楼旅馆女主人。这位好心的主妇怜其身世，将其留居佛照楼中。大公报馆创办人英敛之偶见其求助信后，大为叹赏，亲赴佛照楼访贤，诚邀其做报馆编辑，使之从此安顿。一时传为佳话。
可见，佛照楼的热情好客是有传统的。谦恭的掌柜把戴眼镜的客人当做失意的买卖人了，在与客人攀谈中，自然免不了对“世事”的一番品评和对他的好言宽慰。
“人哪，怎么都是活着，平头百姓粗茶淡饭，皇帝太后山珍海味，不知客人去逛过紫禁城没有？”掌柜的热心地劝解道：“我当时正好在北京，赶新鲜，去看过热闹的，这辈子进过皇宫，看过龙椅，真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紫禁城里好看吗？”申柽饶有兴趣地问道。
“好看，真好看。”掌柜的咂咂嘴，说道：“每个地方还都有解说的，让你听得明白，看得详细。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皇帝和太后用膳的排场，光膳房就有八个院落，一百多间房子，一百多个厨师侍侯。一顿饭要上一百多道珍馐美馔，糕点水果糖食干果一百多种。如此奢侈浪费，简直让人睁不开眼睛。”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申柽慨叹道：“所以这大清亡了。”
“对，该亡，庚子年间就该亡了。”掌柜的附和道：“早亡，老百姓早得好。”
“哦，掌柜的倒是说说，老百姓都得什么好了？”申柽笑着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