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零三年的大上海，在新旧势力冲突、内忧外患激荡下，终于爆出了耀眼的革命性的火花。拒法、拒俄，集会游行，麻木、彷徨的民众在一连串的民族自觉运动中渐渐觉醒。

　　而国家民族观念的爆发和传播，也可自这一年为肇始。普通民众固然只是一个摇旗吶喊的小脚色，参与群众活动对于时艰也无补益，但对于参加的个人来说，却是一种精神上的启迪，思想上的升华。

　　三家大鸦*片商，不管是外地的，还是上海本地的；不管是独家的，还是联合出资的。全部都葬身于一天的交易过程中，只有一个车夫幸存，并目睹了价值数十万的鸦*片被付之一炬。

　　血腥、杀戮、浓烟、烈火……形似虎门销烟，不能说是给刚刚兴起的民族自觉活动推波助澜吧，也可以说是增添了一个亮点和谈资。

　　杀戮的手段固然酷烈，焚毁这巨量的鸦*片则更显示出七杀无比坚定的决心和意志，这无关于钱财，也绝不是钱财能左右的事实。

　　宣战，最严正的宣战。黑名单又增加了名字，七杀也发出了最冷酷的威胁，这是一场战争，一场血肉横飞的持久战争，如果规定个收手时间的话，那就是所有烟贩被杀光，所有烟毒被禁绝的时候。

　　而就是这样血淋淋的叫嚣和威胁，却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对声音。因为当时正是国难深重的时期，正是激进狂热和崇尚流血充大行其道的时候。而最持反对意见的烟贩、土商本身就缺乏挺直腰杆的理由，他们的意见也就不必理会了。

　　借着张园拒俄集会为旅沪华人工会的成功造势，又有黑吃黑的近百万资金，旅沪华人工会算是立稳了脚跟。不仅能够比旧式会馆更能有力地帮助照顾旅沪华工，更有资金免费散发戒烟丸，声名日渐高涨。

　　而在陈文强的策划下，由华美印书局秘密印刷，《革命军》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在这里，历史没有重演，刊登《革命军》的不是苏报，而是在上海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的镜报。作者邹容也未露真名，而是以笔名发表。

　　所谓的镜报，不过是在租界中租了个小屋子，挂了个牌子，安排了两个帮中兄弟撑门面。发行的几期报纸也是旅沪华人工会的喉舌《公义通讯社》代为编辑，华美印书局印刷。这样安排，一旦出了事情，官府或租界当局也抓不到正主。

　　其实，这样的空头报纸在当时也不算稀奇，很多办报纸的人都是从写稿，采新闻，编辑，印刷，发行一把抓。穷嘛，雇不起人，所有的事都包办了。实在采不到新闻，就自己编“独家电讯”，再不就连夜通宵赶一篇稿子填上。最极端的如陈独秀当年(也是一个革命党)，办《安徽俗话报》，一个人包揽从写到发行所有事情，忙到虱子多得从脑袋上往下掉。

　　当然，陈文强这样的安排显得不够担当，在革命党眼中是贪生怕死，但好处也是显而易见，不会有人遭到抓捕，而且结果是一样的。因为镜报本身就不是以赢利为目的，报纸发行量小没关系，可以免费呀！管你是平头百姓，还是学生商人，雇上数百报童，见人就塞还不行啊！

　　陈文强虽然不赞同以排满为革命目的，但他的直觉是对的。在当时，言论不激进、不热血就没市场，《革命军》要引起轰动，就不能改。事实上也是如此，《革命军》因其鲜明的政治色彩，强烈斗争性，以高昂的革命激情，把长期蕴蓄在人民群众心中的阶级仇、民族恨，无所顾忌地呼喊出来，它旗帜鲜明、大胆泼辣地“劝动天下造反”，犹如一声春雷，炸开了万马齐喑的中国大地，受到广泛的欢迎。

　　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不被残暴专制压迫得喘过不气来，不被丧权辱国的条约刺激得愤懑满胸，不是生活这种水深火热，亡国灭种之机，断不能写出如此雷霆之音。《革命军》如同一颗重磅炸弹落在清政府头上，不仅使清政府惊恐万状，同时也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当时鼓动革命最有感染力的论著在海内外广为传播。

　　报纸刊载完了，再发单行本，陈文强的策划周密而连续。一月之内，数千册销行殆尽，竟然弥补了报纸的花费，还略有赢余。

　　“邹容小弟，这四百元是你的稿费。”当陈文强把钱交给邹容的时候，邹容有些目瞪口呆，他难道是为了钱而写。

　　“知道你在想什么。”陈文强淡淡一笑，说道：“你还没看穿啊，这事业不管高尚与否，终归是要落到这等俗物之上。是办报宣传，还是买枪造反，或是跋涉串联，没有钱，却是什么都办不成。嗯，说最简单的，革命也要吃饭吧？你若是清高不要，那便给我。我拿去做善事，也能得个好名声呢！”

　　邹容想了想，把钱揣了起来，抬头问道：“陈大哥，前几天你说过听到了不好的风声，不知道现在如何了？”

　　“恐怕不太乐观。”陈文强沉吟了一下，说道：“我会做些准备，但也要看事情会如何发生，并且如何发展。”

　　历史的表层总是鲜活的、生动的，而它的深层是受必然性的规律制约的。因此，《革命军》的推出不是苏报，但苏报案却要以另外的形式上演，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1896年6月，《苏报》诞生于上海英租界。创办人胡璋是个画家，他用自己日籍夫人的名义注册，挂着日商的牌子，投身于十里洋场的报业竞争潮流中。办报之初，胡璋企图用小道消息、黄色新闻来吸引读者，可惜，此种风格的小报在上海多如牛毛，《苏报》也逐渐沦入了“营业不利、难以为继”的境地，最后胡璋不得不将它卖给了因罢官而闲居沪上、想靠清议救国的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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