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乡委员会总办，广东省警察总办，粤汉铁路总办兼铁路巡警总办，广东新军督办，广东盐运使，厘物局总办、铸钱局总办，广东制造局会办（广东兵工厂），布政使司左参政（从三品），广东省肃政廉访使，黄埔总办（主管黄埔水、鱼雷局、船局和广东水师学堂）。
身兼十数职，或者还不止，还没有算上在湖广兼任的职务。陈文强对此并不是如何喜悦，有赚钱的差事，花钱的差事却是更多。新军编练是大头，制造局、机器局的改造、扩建也是吞钱的窟窿，还有清乡剿匪、扩充警察、巡视海疆等花费，以及对西南战事的物资、军饷的部分供应。
虽然在外人看起来繁复而耗资巨大，但陈文强还是充满了信心。特别是对革命军的这次巨量补给后，短期内不会再有沉重负担，工厂的三分之二产能也转为民用生产制造，更大地创造效益。
而陈文强的产业之所以能够兴旺发展，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科学管理、人尽其才、效率高、奖惩分明。不用和那些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工厂企业比，就是国内的民营企业，也没有哪个能把现代化的经营理念运用得如此娴熟和全面。
所谓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从陈文强的官职来看，兼有布政使衙门和臬司衙门的差使，虽然不是一把手，但依陈文强的实力，即便他擅权独揽，也几乎无人制得住他。尽管他处事圆滑，并不轻易开罪所谓的上官，可不表示他会象张人骏所建议的那样隐忍窝屈。
清末，中央威权不断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力很大，但握有兵权的将领更令督抚看重且不敢开罪。比如历史上的水师提督李准，握有二十个巡防营的兵力，竟敢与总督张鸣歧分庭抗礼，直到张鸣歧调来龙济光，分了李准的兵权。
虽然陈文强手中的武力现在只有警察，但扩充和装备后实力也不可低估，而且陆路提督吴禄贞是他的死党，在广东还真没什么人能够撼动他。如果真的需要，陈文强也不惮于露出强霸的面目。
经过几年的发展和招揽，陈文强手下可谓是人才济济，很多事情都不用他亲历亲为，只要安排下去，差不多就能办得妥当。
首先是广东制造局（石井兵工厂）的搬迁，陈文强借口广东无铁矿、无炼钢厂，把机器、设备和工人技师都迁往琼州，与崖州兵工厂合并。
广东兵工厂建于1874年，后改名广东枪弹局，又称石井兵工厂。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该批机器遂运往湖北汉阳， 成为湖北枪炮厂。1896年枪弹厂改称广东制造西局，又称称枪弹厂石井新厂，下设枪厂。
到了1905年，因为原厂只能仿造单响毛瑟，半用人工，每日仅出枪五枝，岑春煊遂奏请扩充制造，移建新厂于清远县大有村。并向德商信义、礼和两洋行新购机器，其中有可造六密里五口径1898式5响毛瑟无烟快枪二十五枝之新式造枪机，及每日能造无烟弹25,000颗之造弹机，大小共计四百余具，共六十七万余两。又订克虏伯格鲁森厂每日出药三百磅之制造棉花药，转造无烟药各种机件共十四万两，已订合同签字。
这是外藩先斩后奏，突然想到要和朝廷提一下，不料却碰了个大钉子。因前四川，湖南两省上年均奏请购机建厂，由政务处驳令缓办，练兵处正在计划于全国兵队所需之处，建北，中，南三厂，不再由各省自行其事，由陆军部统一办理。
一九零六年，岑春煊请以新机扩充旧厂。因新机已付款购定，并陆续运到。朝廷经过商议，由练兵处拟准广东以新机扩充旧厂。
随后，在广东番禺石井制造西局旁购地， 扩充旧厂成立制造军械厂，后改名广东兵工厂。以旧制造西局之枪弹厂改建为黑药厂，炮械厂改建为机器厂，复建立枪厂及无烟弹厂。并在南海县属滨江口地方，另建无烟火药厂。
虽然几经波折，广东兵工厂的经营却并不见大的起色。起初，不仅设备购自德国，甚至连弹头、弹壳铜坯均需进口；步枪的枪管，也是从外国买回毛坯，再行钻孔加工膛线。到了后期，虽然停止进口枪管毛坯，但仍需进口制枪钢材。因为广东省内一直没有钢铁工业，如果买不到外国原料，就只能停产。
而且，广东兵工厂虽然仿造成功德国1904年式毛瑟步枪， 称之为光绪三十三年六米厘八新式五响无烟快枪。但手工化程度严重，每日只能出枪二十余枝。再者，兵工厂的规模尚称齐整，然而住屋多厂房少，枪弹两厂空气不甚流通，夏间暑气蒸灼，各匠之病不到工者十之四五。制造军械的原料，也大多来自外洋，因此产品价格昂贵，造不如买倒是很契合。
改造、整合，陈文强对广东兵工厂的机器设备还算满意，毕竟是新购置的，没有什么大毛病。而他最感兴趣的还是兵工厂的匠目，也就是技术骨干。其中曾赴德见习制造工艺三个月（这三个月的见习是以购买德国机器为条件的）的留洋技工更是为陈文强所看重，不惜重金予以挽留。
把广东兵工厂搬迁至琼州，无疑使陈文强完全控制了军火的生产和供给，而辅以科学管理后，创造效益也将是很快便能见到的事实。
搬迁兵工厂的同时，陈文强将兵工厂的数处土地发卖，又筹资两万元，投入黄埔船局，除刚刚大修并建成的三座石船坞外，再新建两座大型水泥船坞，并扩建码头；又整修机械，聘请技师，重开维修、造船等业务。
其实，陈文强接手黄埔船局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柯拜、录顺两座石船坞经修理后可供两艘千吨级轮船同时入坞，也可合供一艘五千吨的轮船进坞修理，但随着轮船尺度和吨位的迅速增大，三百英尺以下的船坞，已不能满足需要。所以，陈文强与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合作，对船厂进行改建、扩建，并从香港招收华籍技工，首先开始制造两艘三千吨级商用轮船。
为什么不造军舰而是商用轮船，而且扩建船坞以修船为要，自然是关系到钱的问题。商用轮船是联合航运公司下的定单，修船也是马上能见到收益的，造军舰那就是白扔给广东水师了，官府哪有钱给陈文强。
现在陈文强把黄埔船局、水雷局、鱼雷局全部收到手中，两艘三千吨级的商用轮船也出厂一艘，另一艘再有月余也能下水试航，赚到的钱已经够这三个局一年的维持费用。
兵工厂、制造局这两个产业安排完毕，陈文强又把盐运使的职权充分使用。派人巡视广东各盐场，裁撤冗员，实行现代化的生产和管理办法，提高产量和质量，降低成本。同时，陈文强开始在智囊团的策划下，改革广东盐政。
说到盐政，在整个清朝时期也进行过数次改革，但官场的腐败，监管的缺失，朝廷对利益的追求，使盐政由纲法而变为票法，经过数十年的流变，却重新回归到纲法的旧路上。
而通常来讲，制度变迁有两种类型：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纲法在实施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对现存制度有强烈的需求，这是制度的锁定效应，即制度的路径依赖模型。在这种情况下，靠自发的需求诱导制度变迁，是不能够实现转变的，这种锁定状态的打破必然要依靠引进政府的强制性行为。
陈文强有勇气，有魄力，但对改革也慎之又慎，只是在广东试行盐政改革。
首先是废盐引而行盐票，使盐业向更多商人开放。只要到盐政衙门领票就能经营，盐业行销的地界大大拓展，来去自由。官府按票加税，持有盐票越多的商人，税负越高。
其次是官运商销，利用广东的沿海优势，雇用联合公司的轮船，将盐批量运至各沿海港口，各盐商可凭票在就近港口仓库领盐。
再有一项则是官督商销：由盐运使衙门主持，召集各地盐商抽签选出盐商协会，与盐运使衙门确定加价额度，大致以二成为最高限价，以盐场出盐成本为最低限价，尽量避免恶性竞争，形成大商吞小商的垄断局面。
最后一项改革措施则是废厘为税，有票运盐，在广东境内各厘金局不再收费，减少运盐成本和盘剥环节。
纵观有清一代的盐法变革，无非是在纲法（盐引）与票法之间游走。票法之精髓，当在商人持票运盐，自由竞争，不得世专其利。故票法之利，利在小商小贩，小商多则大商不能垄断，商无垄断权力，恶习必少，官场积弊亦少，浮费得以减轻，本轻利厚，因而运销两旺，官府、商人与民众各得其所。
事实上，陈文强的改革措施有创造，却也有抄袭。但他和智囊团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革除了纲法的积弊，也弥补了票法本身的致命缺陷，更使官商勾结的机会大大减少。
不管你是大商人，还是小民贩，只要在各地盐运使衙门持银领票，领到的盐的价格几乎是相同的。规模化的运输和就近取盐减少了个人运输的成本，废厘为税减少了盘剥环节，限价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恶性竞争……
总之，改革的措施是相对周全的，作为暂行办法也不是不能进行调整和完善的。当然，这些改革肯定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诋毁和反对，陈文强对此是有心理准备和防范措施的。
没办法，改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利益重新分配与调整的过程。特殊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必然纷起而攻之。而这些人，自然是盐引制度的“时窟穴盐利之官胥吏”。
但陈文强决心已定，雷厉风行地开始实施这项迟到的改革。从而，那张充满魔力的纸片变成了废品，使靠盐引赚取垄断利润的盐商失去了特权，使普通百姓感到了盐价大降的政策红利。
接二连三的举措令人瞠目结舌，厘金局与巡警总局合并办公，各地的厘金所该撤的撤，该合的合，各所领导也重新委派。厘金重新确定，按照不同商品有免有减，也有增加的。
比如凭票领取的食盐，厘金全免；本省农产品，厘金豁减大半；本省工厂企业制造之产品，厘金减半；洋货，厘金加倍……
从以上也可以看出陈文强的思路，那就是变相地扶持民族工商业，打压洋货的销售，涉及到民生方面的更是予以优惠。既然他无法在关税上进行保护，对于洋货在销售渠道和终端予以遏制，也就是唯一的办法。毕竟洋货也多是要靠国内的商人经销，只要他们觉得经营成本提高，自然也就会丧失贩卖洋货的积极性。
新任两广总督袁树勋尚在路上，张人骏是胡混等待，广东就只剩下陈文强在上蹿下跳，挥舞着各种权力大棒，刮起了改革的旋风。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广东风气开放得早，几任总督都重视教育，这也为陈文强的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广东法政学堂、两广高等工业学堂、两广方言学堂的大批优秀毕业生被陈文强招揽聘任，还有警察队伍中抽调的精干者，将被委以盐运、厘金、制造局、地方警察局等各机构的官职，分赴广东各地，将陈文强的改革措施落实到位。
从表象上看，陈文强干得风风火火，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改革。而他自己把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哪里了呢？答案或许会让人吃惊，其实陈文强一直关注着清乡剿匪，一直在招募扩充警察队伍，一直要彻底扭转广东的治安。
其实道理并不难理解，陈文强想革除弊政，想鼓励扶持民族工商，想把广东这个蛋糕做大，一个相对安定的发展环境就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