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强固然是地方实力派，但他的眼光，以及他最终的目的，都是全国。所以，他看似在为两广的利益而与朝廷分庭抗礼，还与洋人开战、交涉，但从实质上来看，他所争的还是国家利益。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李鸿章便是参不透这个道理，想死保北洋集团的利益，消极畏战，却还是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非但本来的目的没有达到，还留下身后的骂名。
其实这也是眼光长短、思路宽窄的问题，也与社会制度和所受教育类型有着很大的关系。
比如现在陈文强所掌握的两大军工企业——崖州兵工厂和郴州兵工厂，对南方编练中的新军都供应着武器。这似乎是为革命军增添着阻力，但反过来不也是强大着国家的武力？
而且，通过这两大兵工厂，陈文强进一步攫取着清廷的关税和财政调拔，并使军工制造产生了经济效益，呈现出良性的发展。
通常来说，由于军用工业品不参加商品流通，也就无法产生利润，所以其发展并不取决于内部的资本积累，而是依靠政府的财政扶持。当时中国较大的军工企业多为中央出资，主要来自关税及军费的划拨。以江南制造总局为例，在初创时，其常年经费耗银“大约每月总在一万两以外”，由淮军军费中下拨。
鉴于军工企业的特殊性，其资金大都来自政府的财政调拨，关税﹑厘金和军需项下的拨款。除了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等少数大型企业得到中央财政的拨款以外，大多数洋务军事企业都是依靠地方财政的扶植发展起来的。
崖州、郴州两大兵工厂由于得不到中央财政的拔款，便由陈文强截留地方经费，比如厘金、盐税等进行补贴。同时，按照陆军部编练新军的谕令，南方新军的制式枪械定为毛瑟步枪，定由崖州、郴州兵工厂生产制造。陈文强便依此为出厂枪枝定价，要求各地出资购买，一手钱一手货，银货两讫。
敢于违反惯例，自然是有所凭恃。通过聘请德国技术专家，通过科学的管理，通过严格的质量监督和节约成本，更因为所需材料的自给，两大兵工厂所生产制造的枪枝弹药在价格上已经略低于进口货，有资格与洋货展开争夺。
既然在价格和质量上没有劣势，再加上运输路程短，供货时间快，采购国产货便成为了编练新军的首选。各地由于资金问题自然要同陈文强商讨优惠或是分期、延期付款，陈文强便以此为由，上奏朝廷，陈说工厂困难，要求享受江南、金陵等制造局的待遇，得到关税补助，以使各省编练新军的计划得以顺利进行。
堂而皇之的理由，西南战事对于编练新军的迫切，使清廷终于准奏，广东海关洋税两成作为两大兵工厂的常年经费开支，朝廷向工厂派驻监督，编练新军所需枪枝弹药一律半价供给，余款分四期两年内结清。
看起来海关关税依然掌握在清廷手中，但关税支撑起两大兵工厂的常年经费后，因为工厂牢牢掌控在陈文强手中，这便等于间接地将部分海关税收的使用权下放给了他。
而武器弹药的供应也逐渐掌握到了陈文强的手中，这从长远来看，对于革命军的胜利便是一个可靠的保障。因为陈文强对新军的弹药供应是限量的，是计算着分批供应的。一旦开战，他可以立即掐断敌对新军的弹药，使其不战而败。
就是在这看似双赢的妥协中，清廷因为分期付款而使财政稍有缓解，使南方各省编练新军的计划得以展开；陈文强则为两个工厂争取到了中央财政补贴，并间接拥有了部分海关税收的使用权。但这些都是表面上的事情，更深远的谋划和策略又有几个人知道并洞悉呢？
革命大发动的时间离陈文强的预计是越来越近了，谋划、布局也在全面展开，几个关键条件也即将一一实现。
一九零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彬州至韶关段，也就是粤汉铁路的最后一段工程竣工，标志着粤汉铁路的全面通车。
作为工程难点、重点的郴韶段，能够在令人惊讶的时间内修通，原因是多方面的。先进管理、科学施工、人海战术、承包竞争、机械力量等等，都不可或缺。同时，也打破了洋人的权威，使中国的铁路专家凌鸿勋得以扬名中外。
其实，早在很久以前，英国便曾经在乐昌至郴州间作过多次测量，并提出过“柏生氏线”、“威廉氏线”和“狄氏路线”等方案，但都因展长过多、升高太大、隧道又多而未能定案。
而凌鸿勋经过现场的多次勘探，最终否定了英国人的固有思路，确定绕开险峻的大瑶山，绕着武水河谷一路蜿蜒，然后再笔直南下的方案。
因为越岭公路当时尚未修通，施工运料十分困难，而线路要五次跨过白沙水。凌鸿勋又决定就地取材，在同一时间修筑五座石拱桥，其跨径各为四十米，属当时国内最长的，号称“五大拱桥”。
按照凌鸿勋的方案，原来由英国人勘测需建的七十多座隧道减为十六座，施工难度大大降低，工期因此而大大缩短。
凌鸿勋在郴韶段施工中打破了洋人的权威、立了大功，而在整个粤汉铁路的修筑中，最居功至伟的除了陈文强，还能有谁？
如果不是他组建铁路巡警，用各种手段保障工程不被阻挠耽搁；如果不是他长袖善舞、筹措资金，粤汉铁路只能重蹈历史旧辙，修修停停，二三十年才告贯通；如果不是他大胆聘请德美专家和施工队伍，并大量购买先进机械，工程进度又岂能如此之快；如果不是他凭影响和金钱，先后召集百万民工参与建设，工业文明的产物——铁路，又怎能如此迅速地“埋葬”千年骡马商旅行经过的“楚粤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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