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把革命的涵义扩展成推翻和建设两个阶段，就会得出与陈文强相似的判断。那就是：立宪派可能会转变成革命的同盟军；立宪派的壮大对于国家建设是有益的；在中国这个宗法社会，立宪派是维持地方的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而这个判断又有个前提，那就是要在立宪派中区分出宪政派和保皇派。虽然在目前看来，似乎二者是合而为一的。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以谋求更多政治利益为目标的工商人士与乡绅组成的宪政派，和死硬的满汉官僚组成的保皇派的分裂却是不可避免的。
用旁观者清来形容陈文强是很恰当的。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浮躁与狂热齐飞，不安与骚动共舞。能够冷静思考，并意识到推翻满清只是国家有可能强盛、崛起的开始，要解决的问题既多又难的，恐怕只有对革命不够激情、乐观的陈文强了。
“到现在为止，我赚的钱已经很多了，花出去的也不少，可也只改变了很少人的生活状况。”陈文强感慨又无奈地连连摇头，“上海，只是一个上海，在中国地图上只是那么一小块，而要使这里的民众活得象个样子，我都力所不及。再想想全国各地的民众，你觉得要花多少钱才能让他们有衣有食，怎样的制度和政策才能让他们摆脱贫困？只要革命一成功，这些问题便能迎刃而解吗？”
“革命是势在必行的，这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宋教仁停顿了一下，说道：“如果大环境不改变，花多少钱也不会有大的效果，更不要说施行和落实好的政策法律了。”
“我不是说不革命，而是说要考虑得具体些。”陈文强微微皱起眉头，说道：“把事情设想得过于简单，困难估计得过于轻松，显然是有害无益的。慷慨激昂的口号是容易喊的，可具体的解决办法呢，现在看来是很空洞、不切实际的。复兴会要体现出自身的成熟和先进，看问题的目光长远，就不妨在细节上多下功夫。”
“文强，你说得再详细一些。”蔡元培在旁说道。
华兴会起事失败后，黄兴、宋教仁率大批成员逃至上海，准备赴日避难。通过章士钊和蔡元培，黄、宋等人与复兴会进行了接触。争执、辩论是不可避免的，有转变思想的，也有固执己见的，华兴会成立时间太短，显然还谈不上组织严密、思想统一。
没错，宋教仁便是转入复兴会，并留在上海的原华兴会中的一员。而这也不并意外，从历史上他能顶住一些留日学生骂他卖党交结官吏，拒绝日本当局的重金收买，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把自己缜密考证所写的《间岛问题》一书提供给清政府，使日方制造的谎言和伪证难以成立，被迫放弃侵吞阴谋，便可以看出宋教仁在国家利益、民族大义方面，有着超越常人的理解。
同时，宋教仁对清廷搞立宪也有精僻的看法，和独到的意见。他认为清廷不可能真正搞立宪，因为立宪国家的一个基本要求――国民权利义务平等――是清廷无法做到的。清朝定制，汉人都要缴纳地丁粮，而满人非但没有纳税负担，反而由政府以地丁粮供养他们，这怎么能做到义务平等呢？清朝的另一个定制是政府官吏基本上满汉平均，有的部门甚至为全部为满人所操纵，而全国人口满人只占汉人二百分之一，这怎么能做到权利平等呢？
而宋教仁不仅学识好，在革命中还是个身体力行者，这让蔡元培、章士钊自叹弗如，视其为可顶替自己，并会比自己干得更好的复兴会领导核心的人选。特别是宋教仁的某些思想理论与陈文强倒有相近之处，更让蔡元培等人坚信宋、陈二人在以后的配合工作中会比较默契。
事实上，就在陈文强在南洋各地访问游历时，宋教仁已经是作为接班人在进行培养，接触到了复兴会更多的资料文件，以及一些核心机密。等到陈文强回到上海，得到蔡元培的推荐告知后，他又秘密观察了一番，终于同意了蔡元培、章士钊的建议，接纳宋教仁为复兴会新的领导核心的成员。
至此，陈文强才以真正的身份与宋教仁会面，宋教仁也终于知道了复兴会二号人物“孙威”乃是在科学和工商领域风头越来越盛的陈文强。
可惜的是，在陈文强不在上海这段时间里，复兴会虽有扩大，但也有令人遗憾之事。比如黄兴决定暂时保持华兴会的独立性，已经率部分华兴会成员避难日本；陶成章则仇满之心既深且固，欲与江浙同乡另立革命团体，但与复兴会则愿采取联盟合作。
“反满排满”这个口号太简单了，虽然很能激起汉人义愤，很能鼓动起革命风暴，但后遗症也是很大。象复兴会这样，把“反满排满”定义为“排满者，排其皇室贵族也，排其腐败无能官吏也，排其残暴苛民之士兵。若夫列为编氓，从事百业，相从牧耕，是满人者则岂欲事刃其腹哉？”同时，复兴会还把以强权凌铄百姓的汉人官吏列入反对目标之中，“为专制政府之爪牙，刮取民脂民膏以自肥，残苛待民以为晋身之阶，暴横或更胜满人，实该杀也”。
显然，相对于复兴会的理智，陶成章提倡“为我仇者，不仅满帝一人，凡满洲人皆为我仇也”，则已经在“反满排满”问题上走得太远了。
志同道不合，即便现在勉强加入，日后的分裂也是可以预见的。所以，陈文强听了蔡元培的讲述，虽觉有些遗憾，却也没有太大的失落。而对宋教仁，陈文强则觉得可能是自己最得力的臂助。
“说得更详细一些，就是希望复兴会能打造出一位有关革命理论方面的权威、导师，或者组成一个写作班子写出一本涵盖了宪法、宪政、法律条文等在内，一个民主国家应该具有的大多特征的理论性书籍。”陈文强思索着缓缓说道：“到目前为止，对于革命者来说，大部分都缺乏一个系统的认识，只是停留在肤浅的阶段，先干了再说，更是一种通病……”
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
而陈文强却要反其道而行之，首先在世人面前描绘出了一个宪政国家的形象，指出建立宪政国家的大概方案。并且将把这个宪政国家要采取的针对社会各阶层的政策以法律的形式一一列举出来，针对商人的有《商法》，针对工人的有《劳动法》，针对农民的有《土地法》，针对士兵的有《兵役法》，针对学生的有《教育法》………
“说到底，革命是要改变不公、黑暗的现状，并且对大多数人都将是有益的，这便是我要向世人阐述的主要内容。”陈文强讲解完毕，总结道：“我觉得，只这样清楚明白地让别人了解革命是关系到自身的好事，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才会对我们要进行的革命放心，才会支持并拥护我们的革命行动。”
“这恐怕是一个相当洁繁的工作。”蔡元培思索着说道：“而且将是一个需要不断修改完善的过程，没有几年的工夫――”
“世界各国有很多成法可以借鉴参考，我倒觉得困难之处是在如何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陈文强淡淡一笑，说道：“至于修改完善，那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况且，我们可以集思广益，吸纳社会各阶层的意见，欢迎他们来讨论，来畅所欲言嘛！”
“这倒是个办法。”宋教仁一直在思索，此时点头赞同道：“口口声声喊着建立民国，这个民国到底是怎样的呢？历史上多有造反，或者称之为革命，但变的始终是朝代，是政权的名称，是社会的皮毛，不变的是封建社会的黑暗、压迫、腐败和不公。如果将来人民的地位并没有因为换了‘民国’这一标牌而有所提高，那咱们呼吁的革命也就失去了本意。”
“果然有学问，说得就是比我好。”陈文强伸手一指，大加赞赏。
“嗯，让大多数人都看到革命的好处，期待革命的成功，也就有了参与的热情，文强的意思我明白了。”蔡元培露出了笑容。
“对，大家都参与。”陈文强笑得畅快，“学生，工人，农民，商人，士兵，还有你们这些大学问家，都掺和革命，那才热闹不是。”
“热闹？”宋教仁对陈文强用的这个字眼感到新鲜，又有些好笑。
“你们嫌不雅，用别的词语也行。”陈文强笑着起身，“复兴会正在筹划的大事估计你都知道了，如果没意见，咱们就继续干下去。嗯，没别的事情我就先走了。”
“外面传闻，满清朝廷要封赏你，你怎么看？”宋教仁望着陈文强，直截了当地问道。
“给就接着喽！”陈文强满不在乎地说道：“反正又不是实职，反正我也没花大钱。有了官身倒是更好，去琼州建立基地岂不更方便了。”
“不计毁谤，但求问心无愧。”蔡元培拍了拍宋教仁，并不意外地说道：“我猜得不错吧？文强肯定是这样的回答。”
“只要对革命有益，不用考虑我的名声。”陈文强望着宋教仁，郑重说道：“但复兴会要打造包装一位革命设计师，或者是最权威的革命理论家，奠定复兴会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鹤卿兄，钝初兄，你俩洁身自好，大节无亏，是最适合的人选。”
宋教仁和蔡元培对视了一眼，轻轻摇头道：“倒不必是一个人，可以是一个理论班子，用化名也未尝不可。”
“肯定是要用化名，起得响亮些。”陈文强笑着建议道：“不管是否正确，外界已经基本承认革命的北辰，那咱们就作革命的太阳，光芒万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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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宪政思想的大抵与国家富强联系在一起，即“富强为体，宪政为用”，宪政成为了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力避“灭国亡种”危险的“法宝”，从此与中国救亡图存的民族诉求相结合，并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形成了强大的立宪思潮和立宪运动。
宪政真的是一副医治国弱民贫、政治腐败的特效药？宪政与富强孰重孰轻，如何平衡，这个在后世依然争执不休的难题，至今也仍然困惑着陈文强。
但有一点他可以肯定，立宪、立法，这是中国步入文明的必经步骤，民主宪政也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理想，而是人人都可以学得到的一种政治习惯。而且，不管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宪政是必须要加以讨论和面对的首要问题。
当然，这些理论方面的事情，包括宣传鼓动，他都不会耗费太多的精力，因为自有这方面的人才去完成。他呢，作为复兴会的财政支柱，以及很好的掩饰身份，自有他该去完成的任务。
奋斗了将近两年，一九零四年对陈文强来说是个屡有收获的年头。鉴于他与德国化学、电力、医院等方面的大量合作，以及陈文强声望日盛，再加上合作发明的异烟肼给德国带来的声誉和利益，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并邀请他在适当的时间前往访问讲学。
而满清朝廷的封赏已定，以光绪帝之名下诏书，褒赞陈文强“洋务娴熟”，赏花翎三品顶戴、四品京堂候补。与陈文强同时得到朝廷封赏的还有承揽潮汕铁路的侨商张榕轩，承揽沪宁铁路的国内巨商祝兰舫。
对外既有学位上的国际认同，在内又有官身红顶，工商经营也效益日增。有钱，有官，有学历，陈文强的行动更加方便，前往琼州的事情也加紧了布置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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