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坏多于好,不仅仅是在思想上麻醉约束了普通民众,而且它这个组织对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也有非常不好的影响,像南北朝时期和唐朝中后期,寺院恶性膨胀,寺院占尽名山良田、不事生产,既没有产出也无法流通,对社会生产资源的占有和浪费非常突出,尤其是南北朝时代,本当艰苦修为、清静无为的和尚们坐拥大量地产,成为大地主,富甲一方,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

　　当时平民面临苛捐重税,没有田地耕作又无处谋生,很多选择了出家一条路,因此寺院人员闲散冗余状况也相当厉害,甚至到了要耕田的时候没有劳力、要打战的时候没有兵源的地步,佛教的兴旺鼎盛与萧条混乱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公元六世纪,北周灭北齐后立即推行灭佛政策,限制寺院人数,有三百万僧尼还俗,这个数字是当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唐武宗时期强迫还俗的僧尼也有26万人,数千万顷的良田被收缴,拆掉寺庙4600所,使社会上的劳动力和生产财富凭空得以成倍增加。

　　不仅如此,佛门还是特权集中之地。北魏镇压盖吴起义的时候,在一所佛寺里发现大量的兵器,又发现大量地方官和富人寄藏的私物,以及“私行**”处所,这给了魏太武帝暴力灭佛的借口,“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令“一境之内,无复沙门”。唐代开国时立下一个规定,进入佛门的人“可免死”。因此招致很多叛军被击溃后就往寺庙里躲。“安史之乱”期间,郭子仪与当时的禅宗神会达成协议,默许后者通过私卖度牒的手法换取钱财。佛教徒因此数量失控。种种内乱外患,致使一个本应与世无争、良性运作的宗教组织不断异化,变成了社会肿瘤,非但独立于政权之外,还与世俗社会的利益相冲突,令统治者欲除之而后快,终于招致灭顶之灾。

　　作为一个宗教,佛教因为膨胀过快而失控。已经逸出了本身作为一个出世的宗教组织本身的权力和职能范围,与世俗社会争夺起资源和财富,甚至于与政权争夺起对社会的控制权。

　　所以吕布对佛教自然是半点好感都欠奉,不过他对道教则另有看法。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东汉时期在民间兴起,由现在五米道领袖张鲁的祖先张道陵创立,道教的思想。来源于战国时期老子李聃、庄子庄周的道家思想以及先秦的神仙方术,它主张修身养性,炼制丹药,以得道成仙。道教假托《道德经》之名,学问成分较少。实际成分却是引气、炼丹,荒诞不经,除了哄骗皇帝修炼长生不老之药暂时求得一时发展,实际上对后世文化的影响要比佛、儒两家要弱得多,想想后世那些白莲教之类的邪门教派多脱胎于道教,想想多少皇帝因为误服金丹而提前死去,就让人对道教在这个国度的发展不报什么希望。

　　《道德经》是好的,道教的基本教义也是好的,修身养性、追求得道的理念也可以引申开来,转化为积极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相对于从印度阿三那里舶来的佛教,吕布认为土生土长的道教三观更正。

　　吕布准备改良道教,使这个本土出产的宗教发挥出它本来应有的作用。

　　道教是要改良,特别是张角利用道教派系的太平道造反,让东汉末年所有诸侯民众都对道教有一股偏见,若还是道教,根本无法让人接受。

　　吕布本人虽然通晓一些心理暗示之类的洗脑方法,但他却不是最适合创立新教派的人物,他只能做幕后操手,在幕前表演的另有其人。

　　东汉末年,道教里面有几个峥嵘人物,张角三兄弟都俱往矣,不再提了,张鲁兄弟身在汉中无法利用,剩下还有两个具有大神通的人物,一个是左慈,另外一个是于吉。

　　对于于吉这个人,吕布一直心有存疑,他不确定,这个于吉到底是不是汉顺帝时期存活下来的那个于吉,还是一个假借汉顺帝时期那个于吉之名招摇撞骗的假于吉。

　　汉顺帝时期有个于吉,据《后汉书?襄楷传》记载,“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青领书》”,于吉说是神人所授,实际上是自己创作的,于吉的门徒宫崇到皇宫进献其师所著“神书”《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多巫觋杂语,被视为妖妄不经,顺帝命有命藏之,并未为其立学,故其书未见皇室重视,后来辗转到了张角手里,张角跟后世那个得了圣经的洪秀全一样,从一本书开始发迹。

　　汉献帝建安五年,有一个于吉,正是在演义上被孙策杀掉的于吉,《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于吉寓居在东部某个地方,经常往来于吴、会稽两地,烧香给人治病,东汉献帝建安五年,即西元200年,称霸吴地的孙策统治时,于吉批评孙策自制力不足,认为“伯符将军,名而虚之”,孙策闻讯大怒,下令杀死于吉,当地居民都说会有报应,不久后孙策在战中受暗箭所击,因而引发重病而死,有人说他是被于吉的亡灵缠身而死。

　　现在问题来了,汉顺帝在位是公元125到公元144年在位,于吉在汉顺帝时期已经成为琅邪太平道掌教,身为宫崇的师父,即便推算他是在汉顺帝末年进献太平经的,到汉献帝建安五年被杀,保守估计亦已过百岁,是以有人怀疑活跃于东吴的道士于吉是不是原来汉顺帝时期的于吉,不过著作《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把这两个于吉当成了一个人。

　　其实吕布倾向于将这两个于吉当成一个人,因为于吉这种道人修行多年,至少对养生之术有所心得,活上百年稀松平常,要知道那个身份从来没有疑惑的左慈生于156年,死于289年,寿至134岁,吕布揣测,若是于吉没被孙策所杀,估计也能活到那么大的岁数。

　　不过奉命去征召于吉的士卒,在琅邪一带转悠,耗费了大半年时间,却一直找不到于吉的踪迹,只能回来邺城,向吕布通报,吕布依稀记得历史上记载于吉是琅邪人,至于‘寓居东方’是什么意思,吕布却只能推断为于吉暂时寓居在大汉东部某个地方,到底是徐州还是青州还是扬州,一无所知,只好暂时宣布放弃,等到机缘来了,于吉会自动上门。

　　至于左慈,实有其人,字元放,庐江人,精通五经,晓房中术,也懂得占星术,他从星象中预测出汉朝的气数将尽,国运衰落,天下将要大乱,就感叹地说:“在这乱世中,官位高的更难保自身,钱财多的更容易死,所以世间的荣华富贵绝不能贪图啊!”于是左慈开始在天柱山精修苦炼道术,在一个石洞中得到一部《九丹金液经》,学会了使自己变化万端的方术,吕布更相信那本经书是一个古代魔术宝典,左慈是东汉末年的大卫科波菲尔。

　　吕布在洛阳的时候,就派人去天柱山征召左慈。

　　吕布当时派人找左慈,一是看重他出神入化的魔术,这样厉害的魔术技能应该会对吕布创立新宗教有所帮助,可见吕布当时就有了创立新教派取代旧道教的想法,二呢吕布有寡人之疾,老婆会越来越多,恐怕应付不过来,左慈这家伙因为通晓房中术在历史上活了一百三十多岁,吕布就要向他学一下这个房中术,活长一点儿才能把中国带入到一个理想的状态。

　　奉命去征召左慈的士卒姓王名全,本就是庐江人氏,后来跟随父亲迁移到洛阳做买卖,再后来便加入北军五校,因为他是庐江人,对天柱山熟稔,吕布便派他来天柱山征辟左慈。

　　王全在天柱山转悠了三四个月,将吕布交给他的盘缠几乎花光了,都没有探寻到左慈修道所居的洞府,正待王全万念俱灰,准备返回邺城禀告主公之时,他遇到了左慈新收的弟子葛玄。

　　葛玄在道教的发展史上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葛洪的从祖父,在道教里被尊为葛仙翁,又称太极仙翁,在部分道教流派中与张道陵、许逊、萨守坚共为四大天师。

　　葛玄原本是琅琊人,后迁丹阳句容,高祖葛庐为汉骠骑大将军,封下邳侯,他祖父葛祖矩曾为黄门侍郎,他父亲葛德儒历大鸿胪登尚书,素奉道法,所以葛玄出身宦族名门,自幼好学,博览五经,十五六岁名震江左,性喜老、庄之说,不愿仕进,后入天台赤城山修炼,遇左元放得受《白虎七变经》《太清九鼎金液丹经》《三元真一妙经》等,后遨游山川,正好遇到王全,知道吕布派王全来的意图,意图重兴道教,葛玄便欣喜若狂地带着王全前去拜见葛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