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宫里面，刚刚落脚，一个尚书郎就过来报告：“陛下，御史大夫晁公方才入宫了，此刻正在司马门外侯诏……”

　　刘彻点点头，吩咐道：“传诏罢！”

　　晁错的到来，刘彻毫不惊讶。

　　因为，御史大夫的职责和责任，就是受领皇帝诏书，颁布并且监督执行情况。

　　刘彻今天调动虎贲卫，封锁了鸿固原附近，还抓了那么多人。

　　御史大夫又不是聋子，当然要来问一问了。

　　更何况……

　　那些工坊后面的家族的背后，未尝没有晁错的影子。

　　说起来，诸子百家里，除墨家之外，对工业和机械兴趣最大，态度最友好的，就是法家了。

　　法家虽然主要精力，都放在农业上，推崇的是尽地力之教。

　　喊起口号来，也是商人没有一个好东西，统统该死！

　　后世儒家的仇商和歧商政策，起码有一半是继承自法家。

　　但是……

　　在中国，口号跟实际，从来就是两码事情。

　　嘴巴上喊着‘君子之道’背地里男盗女娼，也不是什么稀奇事情了。

　　对于法家来说，过程不重要，结果才重要。

　　为达目的，他们甚至连命都不在乎，就更加不会在乎什么节操了。

　　以刘彻所知的事实是――法家主导的秦律中，甚至有一个单独的为工匠和机械制造而设定的《工律》

　　工律有几条核心的法律法规。

　　说出来吓死人！

　　譬如后世出土的睡虎地秦简的残章中就清理出来过几条关键性的工律简牍。

　　其中一条是这么说的：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广亦必等。

　　在隔了几条模糊不清的简牍后，又一条能够辨识的简牍上记载：为计，不同程者毋同其出。

　　紧随其后的那条律法更是让人血脉偾张：县及工室听官为正衡石赢（累）、斗用桶、升，毋过岁壶（壹）。有工者毋为正，瑕（假）试为正。

　　这条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政府和国营的各种工坊在校正其衡量器时，至少应该每年校正一次！假如本身有校正工匠，那么则不必代为校正。这些器物在领用之前，必须先行进行校正！

　　这几条综合在一起，揭示了秦的工坊和制造业在管理和制度上，已经达到和接近了至少二十世纪初期的水平。

　　全国所有官府和国营工坊和制造作坊，不分类型，或者军用、民用。

　　统一被命令在生产相同产品时，必须采取统一的大小，按照统一的规格和统一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

　　而为了保证精度，缩小误差。

　　秦人规定，所有的衡量工具，必须定时进行校正。

　　这些消息透露出来，秦人有着一套由国家规定，并且颁行天下的标准。

　　并且这整套的制度和系统，由最高层的皇帝亲自进行裁定和批准。

　　所以，秦始皇勒石琅琊，夸耀自己的功勋时，是将‘器械一量’与‘同书文字’并列的。

　　与秦不同，汉室鼎立后，只在少府继承了秦的‘器械一量’制度，而在民用领域放开了限制和束缚。

　　搞得到现在，关中和关东，连田亩标准不同！

　　刘彻费了好大的力气，到现在，也没有将这两个体系归纳到一起。

　　原因嘛……

　　当然是关东地方，尤其是齐鲁地方的各个儒家派系，对于机械，对于器械，对于技术，有着天然的抵触心理和反感。

　　‘机变械饰’和‘奇技淫巧’，这两条理由，足以让儒家拒绝这个改变。

　　而与之相反，法家的政治家和官僚，数十年来，却一直致力于恢复秦的‘器械一量’制度。

　　晁错就一直力主如此。

　　因为，对法家来说，器械一量与大一统，霸天下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法家的眼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恨不得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

　　沿着宫廷的台阶，晁错一步步拾阶而上。

　　然后，在两位侍从的引导下，进入一间偏殿之中。

　　殿首上座，当今天子已经在等候着他。

　　“臣御史大夫错，拜见陛下，恭问陛下圣安！”晁错微微躬身行礼致意。

　　“朕躬安！”刘彻站起来，说道：“御史大夫此时入宫可是有要务？”说这话的时候，刘彻是一副坏笑的模样。

　　因为这确实很好笑。

　　讲道理的话，现在，诸子百家里，最敌视和仇视商人的，其实根本不是儒家，而是法家。

　　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我恨商人，但无法恨商人的钱。

　　在事实上，每一位法家巨头的崛起，都会诞生一个巨大的官商家族。

　　这位法家巨头依靠某位商人的资金和资源，在官场上步步高升，并且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也就是：打击商人，尽地力之教，富国强兵。

　　而哪位商人，则背靠这个巨头，踩着其他人的尸体，不断壮大。

　　李悝有位白圭，商君也有一位幕后的大商人。

　　至于晁错背后是谁？

　　刘彻懒得去管。

　　但有一点能肯定：当初，晁错在先帝潜邸时，靠的就是帮着先帝将内外一切事务都打理得井井有条而被重用。

　　倘若刘彻没记错的话，当初，那长安九市的管辖权，是划归给了晁错的内史衙门。

　　而不是先前的中尉或者中郎将什么的。

　　“臣听说，陛下下令调动虎贲卫，封锁了鸿固原一带的道路，不知可有此事？”晁错微微沉吟，然后问道。

　　“哦，没什么事情，不过就是几个奸商，盘剥百姓，敲骨吸髓，被朕逮到了……”刘彻轻描淡写的挥手道：“此事，卿就不要过问了！”

　　虽然刘彻知道，这个事情是瞒不住人的。

　　所以，抢先给它定调。

　　只要控制住事态，不让儒家知晓，这事情就闹不大。

　　晁错一听刘彻的口吻，心里就有底了。

　　他微微躬身，说道：“既然陛下已经有了决断，那臣就不会再过问了，臣会命令御史，严禁讨论和商议此事！”

　　刘彻闻言，点点头。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不过……

　　晁错的反应，让刘彻确信无疑。

　　这位大汉的御史大夫，肯定与鸿固原的那些商贾们有着一定的联系。

　　想想也正常。

　　既然汉室将帝都设在长安，那么，朝臣的立场和倾向，被关中的豪族影响和拉拢，也就在所难免。

　　甚至，其实，就是刘氏皇族，也要受到关中人的心态和想法的影响。

　　关键在于，影响的深浅了。

　　“卿与孟氏，走的太近了……”刘彻忽然说道：“离远一些吧！”

　　晁错闻言，一愣，随即低头拜道：“谨奉命！”

　　孟家是他微贱时的友人，也是他现在难得的知己。

　　但让人好笑的是，与很多前辈一样，他的这位知己，正好是商贾出生。

　　刘彻深深的看了一眼晁错，他很清楚，对于他的那个命令，晁错必然会百分百执行。

　　儒法，系出一源，本为一体。

　　在本质上来说，儒法是一根藤蔓上生出来的两根枝桠。

　　只不过，生长方向，完全变了个样。

　　儒法在很多问题上，都有相同的特征，但却又完全不同。

　　譬如，最核心的忠孝观。

　　韩非子在其不朽巨著《五蠹》中，就举了两个例子来表明儒法不同。

　　第一个例子是楚国人直躬发现自己的父亲盗羊，告到官府那里，官府再上报给令尹，令尹裁定，下令杀死举报者直躬。

　　另外一个例子，则是儒家的祖师爷孔仲尼当年为政鲁国，鲁国与外交战，三战皆败。

　　当时，有一个人，每次都从军出征，但每次都临阵脱逃。

　　这个人被抓住，送到了孔仲尼面前。

　　孔仲尼问他为什么要逃跑。

　　此人振振有词：吾有父，身死莫能养。

　　于是孔仲尼‘举而上之’，还要将他任命为官吏。

　　针对这两个事情，韩非子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认为‘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当然了，现在是没有人敢再把韩非子的这些话当成真理宣扬来。

　　法家就从不公开谈论和讨论《五蠹》的这一段，仿佛将它遗忘。

　　但，在事实上，在法家大臣眼里和心里。

　　他们却一直都是这么想的。

　　儒法，都同样提倡忠孝，推崇忠臣孝子。

　　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里。

　　儒家是孝在忠前，而法家是忠在孝前。

　　一个词语的位置的变法，最终，变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甚至在人们眼里，今天的儒法，完全就是两个南辕北辙，互相矛盾的学派。

　　但，深究历史，你就会发现。

　　法家的道统来自于子夏先生，而子夏先生是孔夫子七十二门徒之一。

　　而晁错，毫无疑问，是一位最正统的法家大臣。

　　在历史上，他曾经为了理想和抱负，而坐视其父自杀。

　　所以，刘彻知道，既然他这个君王下令了，那么晁错就一定会跟商人们保持距离。

　　“太学那边，知道消息了吗？”刘彻又问道。

　　“还没有……”晁错低头问道：“是否通知太学诸子？”

　　“不必了！”刘彻摆摆手道：“太学诸教授，往日里教授学生已经很辛苦了，这等琐事，就不必惊动他们了！让他们安心做学问吧！”

　　现在，田叔还在坐镇太学，所以，儒家在田叔的镇压下，应该是翻不起浪。

　　但问题是――此事，刘彻根本不敢让田叔知道。

　　不然，以他的暴脾气，第一个跳起来要干死那些商人的就是他了。

　　“卿回去后，替朕召集持书御史们，请他们参考秦之工律，以及先王之教，拟定一份《工律》之草稿，呈交给朕罢！”刘彻最后说道。

　　“诺！”晁错点点头，然后恭身一拜，缓缓趋身退出殿中。

　　直到走出殿门，他才感觉，背上都湿透了。

　　不过，在长舒了一口气后，晁错露出笑容：“果然，与吾所料不差，陛下，也有意重现‘器械一量’之盛况！”

　　“只是……”晁错在心里摇摇头，他将目光投向了东方。

　　儒家，就是现在横亘在器械一量道路上的最大绊脚石。

　　而且，这个问题，并非是搞定儒家就可以实现的。

　　几十年来，对秦的抹黑和攻仵，以及在天下人心里留下秦=暴政，秦法=苛法，秦律=害民的固定印象。

　　再经过儒家的宣扬，现在，天下人，哪怕是个贩夫走卒也知道，决不能让秦法复活――哪怕在实际上，汉律的条款，最起码有八成是照搬的秦法，剩下的两成，也多有自秦律延伸和改良而来的。

　　所以，器械一量之路，任重而道远。

　　哪怕是天子，在这个问题上也要小心翼翼。

　　此番，天子提出要《工律》草案，恐怕也是存了投石问路和试探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