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生物实验，就是用于研究这些问题的。

　　通过几年的生物实验研究，处死无数小鼠、比格犬、食蟹猴和猕猴，并且对它们进行解剖和器官研磨检验之后，人们才能大概了解到一种药物的基本的毒副作用、在生物体内的分布浓度等等情况。

　　确定了这些关键点没有问题后，第一期人体试验就可以在经过审批后展开。这个过程中，研究机构主要需要了解的是人体对于这种试验药物的耐受程度和不良反应率。第二期临床人体试验则主要研究对比药物是否对目标有效。通过两期临床人体试验，确定药物前景颇佳后，才会进行第三期临床试验——这次的实验主要目的是对比新药和传统药物。只要新药达到了传统药物的效果，或者超过了传统药物，那就可以宣布实验和研发是成功的。

　　在这个“体外实验-生物实验-一期临床-二期临床-三期临床”的实验过程中，所有的步骤都有可能出错。一旦任何一个实验步骤上出现了巨大纰漏，那就可能意味着药物彻底没有了治疗前景。

　　药物研发和实验就是在用时间和金钱去堆一个未来，每一场实验都是一次豪赌。

　　这也就是为什么孙立恩会对张敏的病例分外上心的原因。和参加药物实验的那些人不一样，张敏使用的药物全都是非常成熟的临床使用药物。如果对新型冠状病毒有效，那就意味着这些药物有“老药新用”的可能。

　　而作为已经成熟的临床药物，拓展使用范围是可以避开体外实验、生物实验和一期临床的。这能够极大加快对药物使用的审批速度。

　　“目前统计出来她最近这段时间用过的药物就是莫西沙星、更昔洛韦、多索茶碱，还有用于控制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甲泼尼龙和磷酸羟氯喹以及白芍总苷。”周策很快看完了大概的记录，并且从里面挑选出了最有“嫌疑”的药物。

　　“莫西沙星和更昔洛韦咱们现在都在常规使用，多索茶碱北五区没用过，但是icu有过使用记录。”袁平安对这些药物都很熟悉，他沉吟片刻后说道，“现在就是磷酸羟氯喹和白芍总苷这两种药物没有在病区里用过，这两个看起来比较有可能。”

　　第974章 连哄带骗

　　磷酸羟氯喹是一种典型的“老药新用”的例子。从上世纪中叶被发明出来应对越来越普遍的耐药疟原虫后，磷酸羟氯喹曾经一直是主要的抗疟药物。但是在后续的使用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这种药物具有调节免疫系统的能力。

　　羟氯喹和糖皮质激素不同，它不会导致人体出现药源性库欣综合征，也不会严重扰乱人体内正常的代谢过程。同时，羟氯喹还能够减少激素用量、降低血脂，减少激素诱发的高血脂症等副作用的产生几率。

　　对于系统性红斑狼疮而言，羟氯喹可以参与黑色素代谢，增加人体吸收紫外线的能力。这一功能能够减缓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遭到阳光照射后产生皮损的概率。羟氯喹可以抑制前列腺素的生成，从而减轻炎症反应以舒缓系统性红斑狼疮导致的关节炎和关节痛。同时，羟氯喹还能够抗血小板聚集，减少血栓形成，从而降低系统性红斑狼疮导致的血管损伤从而诱发的心血管事件。

　　光从描述上来看，羟氯喹简直是治疗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尤其是治疗和激素水平有关自身免疫疾病的神药。但事实上，这种最古老的化学合成药物仍然有许多严重的副作用需要警惕——也正是因为这些副作用，磷酸羟氯喹才逐渐从治疗疟疾的行列里撤了出来，转而成为了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药物。

　　多年的临床使用证明，羟氯喹有极低概率可能会导致视网膜病变，可能会导致使用者角膜比你版。可能导致皮肤瘙痒、大疱疹甚至银屑病发作。羟氯喹对于胃肠道、中枢神经和肌肉系统也有影响。更麻烦的是，它对心脏也有副作用。

　　导致羟氯喹被撤出治疗疟疾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对心肌的毒性。羟氯喹在人体内有蓄积作用，而大剂量使用这种有相当不错生物利用率和吸收率的药物，很容易导致蓄积过量。并且最后导致心力衰竭和心脏传导异常。

　　副作用和它的益处同样明显，因此现在用羟氯喹进行免疫抑制治疗时，医生们总是会倾向于多种免疫抑制药物联合使用。这样能够同时减少羟氯喹和糖皮质激素的使用量，从而减少这两种药物所带来的严重副作用。

　　在张敏的案例中，她所使用的联合用药项目就是白芍总苷。

　　作为一种有较久远使用历史的中成药，白芍总苷的主要功效集中在对免疫功能的抑制，以及保护肝脏减缓慢性病毒性肝炎的肝纤维化上。通过研究发现，白芍总苷同时也有解痉作用和抗血小板凝集的效果。在动物实验中，白芍总苷具有一定减缓心率，降低血压的功效

　　磷酸羟氯喹和白芍总苷都是主要针对免疫系统起到抑制作用的药物。但现在，同时使用着它们的张敏却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效果。这让医生们都很振奋。

　　但振奋，首先要讲个基本原则。总不能因为icu里症状最轻的患者可能提示某些老药有抗病毒作用，就不去管其他重症患者了。研究要搞，但日常的治疗工作也要做。

　　现在云鹤市传染病院icu中的患者们大多意识清楚，这是和以前在icu里区别最大的一点。

　　意识清楚或者基本清楚的危重症患者并不会对治疗带来什么帮助。这一点虽然听起来有些冷却无情，但确实是这么个道理——这些低氧血症的患者很多都有躁动和烦躁的表现。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恐惧，以及对自己可能威胁到家人的恐惧交织在一起，加上躁动的“佐料”之后产生了化学反应。而化学反应的结果就是他们对于治疗的不配合。

　　由于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中，大部分都有小气管痰栓。现在的治疗过程中，医疗组倾向于更加积极且频繁的对患者进行吸痰处理。这个过程并不舒服，而且还需要把俯卧位的患者翻过来，总之，突出一个“麻烦”。

　　如果这些患者没有意识，那俯卧位和仰卧位的切换最多就是个力气活。患者没有意识，吸痰的过程还能顺畅一点。

　　但患者有意识，且不愿意配合……那换位吸痰就会搞的兵荒马乱，甚至让人气喘吁吁浑身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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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立恩喘着粗气，感觉自己像是已经被浸泡在了汗液里一样浑身湿溻溻的。

　　他帮忙给两个病人翻了身，并且做了三个患者的思想工作——思想工作的主旨是激起他们的求生欲，积极配合医生治疗。而不是拼命挣扎，要求放弃治疗。

　　病人当然可以要求放弃治疗，至少正常情况下，患者是有这个权利的。但是在云鹤，他们的这项权利被暂时“搁置”了下来。

　　治疗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现在不光只是一个医疗问题。它同时还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以及……政治问题。

　　公共卫生问题决定了能够离开定点医院的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目前只能有两种情况——要么康复出院，要么……医治无效死亡。无论如何，医生们都不可能允许一个带有烈性传染病的患者在没有治愈的情况下放出医院。

　　那么如果同意了患者的请求，放弃对他的治疗，让患者在医院里躺着直到死亡行不行？

　　这也不成——因为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本身在这个全民参与，全员防疫的阶段上已经具有了重大的政治意义。

　　从sars时期开始建立起的疫情每日通报系统，如今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战役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面对互联网上各种神出鬼没的谣言，国家有关部门每天进行的例行通报和记者会就成为了人民群众了解对抗疫情的最权威、也是最重要的消息渠道。

　　而在这个会议上每天通报的新增死亡人数本身已经足够沉重，沉重到了根本不可能再细分“患者拒绝治疗死亡”的项目的程度。

　　如果允许患者拒绝接收治疗，那就意味着死亡人数会继续上升。已经紧张到快要绷断的普通老百姓的情绪会更紧张一些。

　　同时这些拒绝接受治疗的患者还会继续占用医疗资源，阻碍医疗系统的运转。

　　更重要的是，这些患者在躁动和情绪激动下做出的决定……真的不见得就是他们的真实意思。

　　所以，安抚照顾这些重症患者的情绪，就成了现在整个医疗组的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北五区的时候，这样的工作还能交给护士们完成。但现在……所有人都得加入到谈话的行列里去。

　　好在孙立恩有个针对这种情况的小手段。他从护士站摸出了之前热心人捐赠的平板电脑，然后对躺在床上缓慢且持续摇头的大爷说道，“大爷，咱们打个商量。您只要好好听话配合治疗，我就给你家里人打个视频电话，让你们见见面好不好？”

　　第975章 快速反应

　　老小孩说的就是这种老人家。他们对于现状没有什么掌控能力，缺乏对现状的理解能力，同时还多少有一点惶恐和不安。以往在家里，他们还有家人可以依赖。但到了icu之后，身体上的病痛合并了精神上的紧张。他们的不安随着住院和目睹icu抢救之后愈发严重。

　　当你呼吸困难躺在病床上的时候，看着距离自己不远的地方医生们正在努力按压抢救另一个情况和自己差不多的患者时，不紧张是不可能的。

　　而当抢救失败，一张白色的单子覆盖在了整张床上的时候，紧张的感觉会攀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对死亡的恐惧到达极限的时候，人们就会出现一种“战斗或者逃跑”的决策。

　　这种决策在生物行为中会表现为攻击性或者转身逃跑。但在icu的病床上，连气都喘不过来的患者们根本就没有逃跑的空间。

　　“困兽犹斗”，说的就是现在这种情况。稍微有点和动物打交道的经验的人都会知道，没有后路可逃的动物基本都会选择疯狂攻击敌人。虽然人不只是动物，但这个规律却是适用的。根据张智甫的说法，云鹤市传染病院icu运行的这么一个月里，已经有过两次患者试图去咬护士的手，并且对医护人员破口大骂的事情发生了。

　　这样的事件对医务工作人员而言当然是个巨大的精神打击。这个事情放在谁身上恐怕都受不了——我们冒着感染的风险，抛家舍业到前线，不计生死、无论报酬，尽心尽力的给患者治病……结果人家却压根不领情，还骂你是王八蛋，甚至试图用自己的牙齿把你的手指头咬一根下来。

　　这谁能受得了？

　　可越是这种时候就越要咬牙坚持。是，在icu工作很苦很累。没错，在这里被患者骂了心里特别不舒服。

　　但……谁能舒坦的了呢？那些俯卧在病床上艰难呼吸的患者，他们在感受到自己生命如风中残烛摇曳的时候、在离开家庭，一个人待在这个仿佛到处都是死亡的房间甚至没个人能说话的时候、在听说隔壁床上的老哥哥感染了自己全家人，老伴死了、儿子死了、女儿重症，孙女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他们的心里难道能舒服么？

　　他们心里的苦和痛……只怕比医护人员更甚。那种无形的却又切切实实的痛苦，甚至让人生不起一丝对他们的恨意。医生和护士们除了自己委屈以外，更多的却是对他们的同情。

　　因为这个病毒，不知道要有多少个家庭支离破碎。他们甚至不敢确定，自己治好了这个病人之后，他的生活是能够继续下去……还是就此彻底和以往的生活就此诀别。

　　回答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只有一条——让时间来解答一切。作为医生，在icu里他们能做的只有尽量保住患者的性命，然后让他们以一个相对健康的身体去面对将来的风风雨雨。

　　“对患者和医务人员的心理干预迫在眉睫。”忙活完了一整天以后，孙立恩拖着几乎快累散架的身体和冒烟的嗓子回到了酒店里。坐在座位上之后，他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笔记本电脑然后开始写报告。没办法，虽然状态栏能够提示出icu的患者当中接近8成都有焦虑症状，但他并不是一个心理医生——孙立恩甚至觉得自己都快被憋出心理问题了。

　　如果没有安眠药的帮助，他几乎整晚都睡不着觉。而就算使用了安眠药，第二天早上起来依然疲劳的几乎没办法从床上下来。而在医疗队里，有类似情况的人绝不在少数。基本每天早上起来到了餐厅之后，孙立恩都能看到一片密密麻麻的“疲劳”和“睡眠不足”的提示。

　　传统干预方法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不管是请酒店播放舒缓音乐，还是降低灯光照明亮度，甚至给每个房间提供一杯热牛奶，发放消毒剂和浴缸隔膜让大家泡澡……这些方法一点用处都没有，疲劳状态下的医生们越来越多，每天早上酒店自助餐吧台上的咖啡机都处于排队状态。

　　再加上今天看到的icu里的患者情况，孙立恩痛定思痛，决定向上级部门反映问题，请他们尽快调配有专业知识和力量的心理医生来对患者以及医务工作人员进行干预。

　　现在是抗击疫情最紧张的时候，虽然局面看起来不错，但任何一个阵线上的微小失误都有可能被扩大成难以接受的巨大损失。孙立恩自觉无法解决问题，那么向上级请求帮助就成了最妥善的方案。

　　“孙主任，你的报告我看过了。”两个小时之后，一个陌生的电话把孙立恩从浴缸里叫了出来。电话里面是个很陌生的男性声音，听起来很沙哑的感觉。但电话里，这个男同志的声音听起来很有些激动，“您提的这个想法非常好，也确实非常重要。”

　　“您是……？”孙立恩有些困惑的问道，“不好意思，我最近接的电话实在是太多了，实在是分不出来您是哪位。”

　　“我是国家卫健委规划司的，之前没有跟您通话过。”电话那头的人说道，“您这个建议，我有几个问题想要和您再确认一下。”

　　现在时间是晚上十一点四十分，还有二十分钟就要到2月6号了。

　　“雷神山和方舱医院都已经投入使用了，现在收治的问题应该基本能够得到解决。”电话里，这位来自首都的国家卫健委工作人员直截了当的问道，“以孙主任您的直观感受，是解决医生们的心理压力比较重要，还是先干预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更急迫？”

　　“肯定是患者。”孙立恩毫不犹豫的做出了回答，“医生是从全国各地支援过来的，说难听一点，就算有医护人员的心理出了大问题，全国医疗系统都是我们的后盾和支援。把崩溃的医生护士撤下去，让新来的医疗队顶上——这个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没有任何难度。但我们不可能把心理崩溃的患者换掉。解决了这些患者的心理问题，他们对治疗配合了，医生护士们的心理情况也会有好转。”

　　“云鹤本地的心理医生我们尽快调配过去，但是人数上可能不太够。”合格的，能够在这种时候拉到第一线的心理医生比能够做四级手术的医生更罕见。国家卫健委的这位工作人员自己也有些无奈，“我现在马上就把您反应的情况报上去，按照我们现在的工作流程，12个小时内研究决定出具体的解决方案，16个小时内开始付诸实施。”这位工作人员咳嗽了两声，然后认真道，“孙主任您提出的建议非常重要，我们一定高度重视，尽快完成对相关措施的研究和实施过程。您和其他医务工作者在云鹤一线辛苦了，请一定要保重自己。”

　　第976章 深潭

　　云鹤的疫情形势正在迎来好转。虽然新增确诊数量仍然有1501例之多，但死亡患者增速开始下降，六十四例死亡的同时云鹤新增了103例出院患者。

　　死亡的天平正在被迅速扭转，而这其中方舱医院和雷火神山医院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事实再一次证明，“三早”策略的正确性——尽早确诊在应对大规模呼吸道传染病疫情时是控制疫情扩散的最关键一环。

　　尽早确诊，一方面确实可以降低轻症患者转重症的概率，另一方面则能够阻断轻症患者把疾病传播给健康人群的渠道。对于阻止疫情进一步扩散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当描述趋向于宏观时，情况正在发生令人欣喜的好转。至少是有转好的趋势的——虽然确认人数仍然在快速上升，疫情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出现拐点的迹象，但从各个指标上观察的话不难发现，疫情所带来的创伤正在逐渐得到控制和扭转。

　　然而当情况具体到特定的病人和家庭身上时，疾病和死亡的阴影仍然令人窒息。孙立恩拿着平板电脑，在icu里就碰到了好几个全家感染的病例。

　　65岁的黄明是云鹤本地人，他在云鹤生活了一辈子，在这座城市里安家立业。从一个钢铁工人做到了车间主任，又从车间主任的岗位上辞职下海自己经商。二十多年的辛勤工作，他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企业，和妻子一起养育了一儿一女。黄明经常开玩笑说，自己这辈子一共有三个孩子，除了已经结婚生子的儿女以外，第三个孩子是他投入经历最大的企业。这家专门从事中央厨房加工和食品配送的企业规模不小，虽然赚钱不算太容易，但至少也为黄明和家人带来了一个相对富足和稳定的生活。

　　但就在黄明和家人准备过年的时候，家里人却先后莫名其妙的病倒了。最早发病的是黄明，经常外出的他在家连续高烧了三天。随后妻子和儿女先后病倒，就连五岁的外孙女也一起开始发起了烧。

　　家里人都倒在床上的时候，黄明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了气促的阶段。这位曾经的劳动模范从床上硬撑了起来，然后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那是云鹤封城的第二天，整个云鹤市区的急救系统和医疗系统资源几乎被全部耗尽。原本应该在接到求助后15分钟内到达的120急救车迟迟未到。而黄明自己则靠在墙壁上，几乎快要晕厥了过去。

　　冥冥之中，黄明有个感觉——自己如果现在晕过去，那大概就得交代在这里。同时交代在这里的，恐怕还有倒在床上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甚至自己的外孙女。

　　他不停的拨打着120电话，想要让急救车快一点到达现场。但是120的急救中心电话迟迟接不通，偶尔接通了之后也只能得到，“我们会尽快赶到”的答复。

　　黄明开始觉得自己的意识模糊了起来，他决定为了自己全家人，再最后尝试一次。

　　这一次，他给以前的老同事打了电话。黄明已经记不清自己和老朋友说了些什么，他只记得电话那头的老朋友让他把家门打开，把家里钥匙放在门外边。然后去找家里人的身份证和医保卡——去接他们的车辆马上就到。

　　黄明被人发现的时候，他正头朝大门扑倒在家里的地板上。他的身边散落着家人的身份证，而他的另一只手里还紧紧攥着自己的手机。

　　老同事带着口罩，和自己的儿子一起把这一家四口人都搬到了皮卡后斗上。这是他们能想到的最“安全”的转运方法了。至于那个只有五岁的小姑娘，则被他们交给了刚刚赶到现场的120救护车。

　　“其他地方估计都没办法接他们这样的。”120的院前急救医生大概看了一眼这个情况，然后心里就有了数，“五个人，还有个这么大点的孩子，现在送一家医院估计够呛。”他看着这位六十多岁的老车队司机师傅问道，“师傅，您和这家人什么关系？”

　　“这是我老兄弟，过命的交情。”车队的这位老师傅当年也曾经是炼钢车间的一员。在一次跑钢事故中，是黄明拽了他一把，才让那根一千六百多度，重达几百公斤的钢筋顺着他的脑袋擦了过去。那根钢筋从侧面扎穿了他头上的藤条安全帽，但并没有对他造成实质性损害。

　　钢铁厂的工人都带着一股独有的“味道”。院前急救医生点了点头然后说道，“这样，您把大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留给我，然后您把人送到云鹤市传染病院去——我把这个孩子送到儿童医院，他们那边应该能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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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队的这位老师傅和自己的儿子把人送到了传染病院。三天以后，老师傅和儿子都开始发热咳嗽，八天以后，老师傅经抢救无效死亡。而他的儿子一直在鹤安医院接受治疗，2月4日转入火神山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黄明的情况一直不太稳定，而和他一起被送到云鹤市传染病院的妻子和儿子都已经先后离世。

　　孙立恩拿着平板电脑试图联系黄明的亲属时才发现，这一家人里目前能够和黄明通话的……竟然只有那个被送到云鹤市儿童医院的小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