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建立了一套理论体系,引入了天人感应。后人经常说,引入天人感应从认识论是退步的,在政治体制上还有可说之处。其实在认识论上,如果认为天的含义是逐渐进步的,那么董仲舒的理论也不算退步。而天人感应在政治上,为天子套上一个紧箍咒,肯定是进步的。
面对传统文化时,如果后人只是从西方学一些定义来进行批判,肯定是不够的。也可以说,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关于西方文化没有学通,关于传统文化也没有学通。
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古代文化落后了,更不能说古代文化是先进的,批判继承,是需要后人能力的。
第876章 陈与义的位置
亲兵进来,向王宵猎向礼道:“宣抚,外面徐才求见。”
王宵猎听了,站起身来道:“让他到旁边的会客室,我在那里见他。对了,上茶来。”
亲兵告辞出去,王宵猎伸了个懒腰,靠在椅子上看着屋顶出神。
徐才本是个落第进士,在襄阳时征辟为官。这几年,几乎每一个为他们系统办的培训班他都去学习,而且成绩不错。在本官任上,也算上兢兢业业。到洛阳后,也被调到洛阳上任。
徐才的这个系统,从古至今,也有其脉络。不过大部分时间,脉络模糊,存在感不高。
秦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后代因之。史家因此向上追溯,从周开始便说有三公。以秦为例,丞相代表最高行政权,太尉代表最高军政权,御史大夫则代表最高监察权。也就是说,在古人看来,行政权、军权和监察权是国家最重要的权力。
而徐才在的系统,是百姓监察百官的权力。不能说历代没有,有也非常不重要。
王宵猎对诗经的解释,认为《风》就是百姓对百官的监察,因此设立这个系统就非常必要了。不过这个系统到底怎么运行,与行政、军政和监察的关系,与百姓的关系,还在摸索当中。
从石州回来之后,王宵猎注重这个系统的建设,相关官员的地位一下子重要起来。
从椅子上起来,王宵猎理了理公服,信步走到了会客室。
见到王宵猎进来,徐才急忙从位子上起来,向王宵猎拱手行礼。
王宵猎坐下,让徐才也坐。道:“前几日你的公文我看了,大约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具体情形,还是要你说一说。”
徐才道:“前些日子,下官到新郑采风,听说此事。该县去年遭大雪,知县不辞劳苦,四处探访灾民。但是天灾怎么会依人意呢?在知县视察灾民的时候,恰巧有一家房屋被大雪压塌,一家五口冻死。全员官员商议,此事压住不向上报。后来有官员慰问灾情,问起受灾情形。该县主簿向来是不说谎话的,把此事说了出来。因为此事,知县应受的嘉奖没有了。后来,该县官员责怪主簿,他在县里待不下去了。”
王宵猎翻着徐才的公文,听着他说事情原委,眉头不知不觉皱了起来。
过了很久,才道:“我们一直说,工作中要实事求是,不文过饰非,不虚夸功劳,何其难也!便如这件事,到底是谁错了?脑子如果不清楚,恐怕是说不好的。有的人就认为,是主簿错了。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是知县的功劳也都知道,自然该掩其小过,说其功劳。偶尔说一句假话,这种时候无关紧要。甚至有人认为,这才是成熟,是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必须要有的素质。”
说到这里,王宵猎摇了摇头:“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求实事求是,就要在制度上,在执行上,为实事求是的态度创造必要条件。主簿肯定是对的,其他人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这件事不是报到我这里,而是下面人处理,主簿就真的错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制度,执行制度的人,是有问题的!”
徐才道:“下官在新郑,确实百姓都夸知县功德,甚至为其立庙。立功而没有受嘉奖,为其奋奋不平。因为主簿的话,才有这个结果,对主簿甚为敌视。”
说到这里,徐才叹了口气:“宣抚经常讲,事情对不对,要听百姓怎么说。可主簿在上官问起时照实回答,他又借在哪里了?下官也觉得糊涂。”
王宵猎道:“所以,才需要你们,需要你们去了解真实的民情,了解真实的情况。主簿照实回答没有错,可为什么百姓还会厌恶他呢?多大数情况,这就说明我们的制度错了,执行制度的人错了。没有什么奇怪的,一套制度,在现实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怎么执行,怎么选择,是对官员的考验。我们要求官员要有这样的能力,达不到就要被换岗位。上司去的人,不能因为主簿的话,就对知县的功劳视而不见。相应的,也不能对主簿的话置之不理。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当然要结合现实的情况,有稳妥的方案。”
徐才不住点头。听到最后,有些茫然地道:“到底该如何?”
王宵猎叹了一口气,道:“首先上司去的人肯定失职,要处理的。派这个人去的,明明知道知县有功,还同意了这要处理,也算失职。县里除主簿之外的官员,明明知道上司错了,不敢怪罪上司,反而怪到主簿,同样不适职。这样一年小事,处理下来,就要上溯几级,连累很多人。是让一个主簿受委屈容易,还是处理这么多人容易?更何况这些被处理的人,或许还有其他功劳。喊一句实事求是的口号容易,真要执行可就难了。”
徐才道:“下官有些明白了。”
王宵猎微微摇头:“真的明白了?你认为该怎么处理?”
徐才道:“下官以为,主簿换个大县,或者给他升一级官职调去别县,应该比较合适。”
王宵猎道:“你还是不明白。实事求是是我们为官的准则,做不到这一点的官员,要来何用?就是再难,也要贯穿这一原则。主簿还要在那里,才能显出宣抚司的意志,显出宣抚司要求实事求是的意志!不能因为难,就想找一些看着巧的办法绕过去。现实中有困难,迎着困难而上,才是我们要做的!”
徐才告辞,出了房门还在思索王宵猎说的方法到底是什么?自己怎么也想不明白。
送走了徐才,王宵猎心中久久不平。想了想,让人把陈与义找来。
陈与义进了王宵猎官厅,看他正站在牡丹园的旁边。牡丹已经陆续开放,红的白的分外好看。
陈与义上前,向王宵猎行礼问候。
王宵猎道:“今日叫你来,是有话要说。这些日子牡丹开放,确实美丽。竞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诚不欺我!来,我们今日就在牡丹花旁,说说话吧。”
陈与义觉得奇怪,但不好说什么,只好恭声同意。
这些年来,陈与义在行政上没有什么作为,慢慢被边缘化。民政的事情归陈求道,军政的事情归汪若海,虽然陈与义也是宣抚司参谋,但实际事务不多。没有办法,行政和军事上的能力,陈与义确实不如那二人。
占着一个参谋的名额,做的事情却不多,让陈与义常不自安。很多时候,陈与义想不如外放算了,去做一个知州知府之类的职务。但这两年,王宵猎对知州的要求越来越高,陈与义竟然有些畏难。
今日王宵猎唤了陈与义到自己官署,陈与义不知道什么事情,心中难免惴惴。
坐下之后,亲兵上了茶来。王宵猎给陈与义倒了一杯茶,放下茶壶,看着前面的牡丹花出神。
陈与义只好拿起茶,轻轻啜了一口,陪着王宵猎看花。
突然,王宵猎道:“在襄阳时,去非到我那里自荐,记得是生活艰难。许多年了。”
陈与义道:“是啊。那是建炎三年,到现在四年多了。”
王宵猎点了点头:“四年多了。去非做到镇抚司的参议,也是一步一步上来的,做了许多事。但自从我升为宣抚使之后,去非有没有觉得,做的事情少了?”
陈与义苦笑:“没有办法。刚开始我心中还有不平,但时间长了,就自己明白我确实做不了陈求道的事,自己生性如此,又有什么可抱怨?”
王宵猎点了点头:“生性如此,这句话是实话啊。去非生性不耍心思,一是一,二是二,确实不适合行政的事。但是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调整你的工作,知道是为什么吗?”
陈与义没有回答,只是看着眼前的牡丹花,视线渐渐模糊。过了很久,才道:“可能是宣抚念旧吧――”
王宵猎笑着摇了摇头:“念旧?参谋是重要职位,而且俸禄用的是国家公帑,我再怎么念旧也不会让你在这职位上待着。换一个职位,比如工厂、银行这些不是更好吗?你赚的多,我也省心得多。不是这样的。”
陈与义道:“不是?那是为什么?”
王宵猎道:“以你的脾性,确实不适合行政类的事务,特别是现在行政类的事务要求还这么多。但是,不适合行政类的事务,不说明就不适合当官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设立一个百姓看官员的官僚系统。只是影响太多,一直下不了决心。而你呢,就是选定的这个系统的最高官员。”
陈与义听了,不由张大了嘴。这样的结果,自己是万万没想到的。
王宵猎道:“现在我们的地盘大了,州县多了,下面州县的事实在管不过来了。如果从上到下,只听各级官员汇报的话,就有很多事情不知道。不说下面的官员瞒报,哪怕是正常的,也有很多事情应该知道而不知道,也有很多事情下面官员做的跟我心里想的完全不同。更不要说,瞒报无法避免,根本管不过来。”
陈与义点了点头:“宣抚现在位高权重,确实如此。”
王宵猎道:“这个时候,就必须有一个从下至上的官僚系统,代替百姓来监督官员。如果没有,或者是这个系统做得不好,官僚系统很快就腐化掉,防不住的。其实就是有了,能不能防住,我的心里都没有底。”
说到这里,王宵猎显得有些无奈。
第877章 认识的不同
说到这里,王宵猎把徐才的公文交给陈与义,让他仔细观看。自己则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前面的牡丹花。
周朝八百年,有太多的故事要讲。但最重要的,王宵猎认为是《诗三百》。
《诗》为五经之首,诸经中的第一经。当然古文经学不这么认为,他们把《周易》排在第一位,后人大部分也把《周易》排在第一位。他们解读诗经,多是认这是一部诗歌总集,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更是认为《诗经》只有文学价值,地位并不高。
地位不高,《诗》也不会成为五经之一了。
五四运动的先哲们,其开创之功自然是很伟大的。但是后人常说民国多大师,这些大师,水份太大。尤其在人文社科领域,向西方学习没有真正学会的,对内开创没有开宗立派的。几十年后,还把这些大师奉为圭臬的一些人,其思想真的太可怜了。几十年时间,就什么都没学会。
在汉代,《诗》常被用来规谏用。这个用途,说明了《诗》真正的价值,政治的价值。
《诗经》分为风、雅、颂,这三个部分各有用途。雅、颂的部分,被后世的皇家基本继承下来,虽然越到后边味道越不对。只有风,没有被继承。
王宵猎认为风是朝廷认识百姓的风貌,更好的来理解天下的。但其实,当时采风的时候,统治者未必就是这样想的。不管统治者是怎么样想的,风确实具有这样的作用。
后来到了秦朝,三公只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乐府的地位大降低。到了汉武帝时期,地位上升,但最终成为了音乐舞蹈的附属品。
王宵猎让陈与义去做的,其实是继承国风的传统,用各种形式了解民间。只有了解了,才能治理好。
从君权天授、君权神授到后来议会权力的确立,可以看出来,是一个权力从天或者神转到人民手中的过程。只是这个过程有的国家比较彻底,有的国家则很不完全罢了。
只是国家权力转到人民手中,是一部分人民,还是全权人民?是人民的整体,还是一个一个的个体?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各国有各国的做法。
王宵猎的观点,不是要把天砸碎,而是要把天从虚无缥缈实化为人民的整体。在这个基础上,皇帝作为天的代表来治理人世。那么作为政权,就必须要知道天的意志,也就是人民的意志。
陈与义把公文看完,放在桌子,沉默不语。
王宵猎道:“去非以为,应该要如何处理此事呢?”
陈与义欲言又止,见王宵猎坚持,道:“主簿行事虽然有悖于常情,但却合乎为官之道。在道和情之间,是为官之理,着实难以拿捏。下官以为,还是应该鼓励主簿,给其方便。”
王宵猎笑着点了点头:“是啊,还是应该以鼓励主簿为主,其他的都是次要的。为什么?这就要从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要用什么样的官员说起了。我希望,在我们的治下,人民生活快乐幸福,不受欺压。不管是官员还是百姓,都不用勾心斗脚,可以生活得简单一点,单纯一点。我希望所有的人民,辛劳可以致富,人不分三六九等。我希望这是一个快乐简单的社会,人人都欢乐安康。”
陈与义笑道:“这样的社会想想就好,实现恐怕很难。”
王宵猎静静地看着眼前的花,好长时间没有说话。最后叹了一口气:“是啊,实现很难。但不能因为难,就不去做了。我们应该坚信,别人做不到的事情,经过努力我们是可以做好的。”
陈与义不语,微微摇了摇头。
理想总是很美好的,但实现起来就难了。极少有人,掌权之后不希望自己治下太平安乐,只是做不到而已。当想不出办法之后,甚至有人鼓吹愚民政策,鼓吹要分封贵族,鼓吹高压统治。是他们不知道这样不好吗?当然不是。只是他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挑挑捡捡罢了。
王宵猎道:“手中掌握权力之后,首先是约束权力。太祖令后院造一薰笼,数日不至。召人一问,原来皇帝造一薰笼要经过多个部门,条贯繁琐。招宰相赵忠献公,对曰,此是自来条贯,不为陛下设,为陛下子孙设也。太祖大喜曰,此条贯极妙。为什么?因为太祖怕子孙不肖,约束不住自己的权力。”
陈与义道:“艺祖真非平常人也。”
王宵猎笑道:“既为帝皇,岂是平常人。若只是平常人,非国家之福。约束住了自己的权力,还要约束亲朋故旧的权力。亲朋故旧的权力,很难约束啊。隋文帝与独孤皇后夫妻恩爱,形影不离,以至独孤皇后与隋文帝并称二圣。自己妻子要权力,不仅没有约束,反而侵夺皇权。直至废杨勇,立杨广,隋历二世而亡。”
陈与义道:“独孤皇后柔顺恭孝,虽侵夺皇权,亦不失为一代贤后。”
王宵猎道:“是功是过,自有世人评说,我们就不过多评价了。只是说明,要约束亲朋故旧有多难。掌权者能够认识权力,约束权力,就已经很难了。可以说,绝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
陈与义轻轻点了点头。
是啊,能够认清自己的权力,主动进行约束,几个人能做到?甚至不说约束,就是认清自己的权力,历史上有几个人能做到呢?很多帝王只知道自己有权力,但这权力从哪里来的,就说不清楚了。
经常有人说,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实际上马上得天下时候的权力,和马上治天下时候的权力来源是不同的,用权力的方法当然也是不同的。如果一定要马上治天下,也可以,像元朝的蒙古人一样吗。只是这样的统治怎么看也不正常。
认清权力,才能正确的使用权力。
看陈与义在沉思,明显并不同意自己的看法,王宵猎笑了笑。
曾经,王宵猎认为人人平等,人和人应该是相同的。如果一件事自己懂了,别人应该也懂。自己能够想到一件事情这样做最好,别人应该也能想到。人和人思想不同,应该是教育的不同,多教育就好了。
现在,王宵猎最终明白,人和人是不同的,相同只是偶然。人对一件事情的认识,是按概率分布、符合统计规律的。一个人努力,可以使自己在这一条概率曲线的位置移动,概率曲线很难改变。
这种认识,改变了很多东西。也让王宵猎的治国理政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关于人性的认识,有一种思想在中国流传很广。认为人天生就不平等的,有高低贵贱之分。后人对这种思想深恶痛约,大加批判,认为是麻醉下层人民的手段。
现在王宵猎认识到,人的思想既然是按概率分布、符合统计规律的,那么不管高低贵贱、贫富不均恐怕也是难以避免的。只是这不是人天生的,也不是完全后天努力的结果,而是一种综合效果。
社会治理,就要面对这样的社会,尽量让人民幸福。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只是从总体来说,需要这样的情况下睁眼看世界,当时的知识分子水平是比较低的。他们更多是先行者,为后人开辟了道路,后人需要沿路前行。
在那个时候,中国引入了大量的西方知识。必须注意到,大量的西式名词,比如政治、经济、哲学等等词汇是从日语引入的,也说明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水平比较低。后人因为各种原因,可以说这是汉语的本来词汇,是日本人从汉语借用的。但不能否认,当时的知识分子水平比较低的现实。最多说明我们的古代文人,还是比较优秀。所以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就好像学渣批评学霸,必须清醒认识。
学习西方文化,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与西方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要学什么。不要一看各种名词、定义,就被吓昏了头脑,再也抬不起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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