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好看门的守卫知道这是布政使的公子，言语不敢怠慢，还会去请他一起到阴凉处等，可王守仁犯了驴脾气，就是不动。

　　后来没有办法，王华就托衙门里的人出来给他带一句话，

　　是一个穿着官服的老者，现在只要穿官服的都比他王守仁官儿大。

　　老者问：“公子是白身否？”

　　“下官，任贵州龙场驿丞。”

　　“那为何不去贵州上任，而来山东布政使衙门呢？”

　　这问题问的，看大门的都知道我是王华的儿子！

　　王守仁又忍了，“下官是寻家父而来。”

　　老者摇了摇头，“公子受贬黜而至贵州，理当上任，为何要来山东？你去贵州做什么，君父都有交代，令尊又不知道贵州之事。若是因为心中受了委屈，那更加不必，雷霆雨露俱是君恩。有任还不去上、特意绕道山东，难道……是要到此诉苦的嘛？”

　　王守仁听了此话心头一震。

　　坏了，若是给有心人抓住，参上一本，说他对君父不满，搞不好还要连累父亲。

　　“下官糊涂！这就走了！”走了半步他又回头，“请替下官传一句话，就说孩儿知道错了，这就去贵州上任。”

　　“嗯，孺子可教也。”老头子一边点头，一边捋着胡须。

　　回身之后入了大门，就撞到了已经在此偷听的布政使大人，王华。

　　王华哪里不想见儿子？

　　父子分隔两地，其中分别之苦他又怎么感受不到。

　　因为酷热，路上行人稀少，只有王守仁一个人背着行囊赶路，不时地还要抬起胳膊擦一擦额头的汗，那背影多少是有些落寞。

　　作为父亲，王华也一阵酸楚涌上心头，“我儿，保重。”

　　“藩台不必忧伤。伯安公子为国上疏，直言边军弊病，颇有诤臣之风采，假以时日，必是国之栋梁。”

　　大概是这个时刻，王华才会有些怀念当初自己这儿子在家和他犟嘴、惹他生气的时候，那会儿就盼着他科举有成，光耀门楣，

　　现在进士是中了，但却要去贵州那种地方。

　　“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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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东宫。

　　朱厚照的心思被一封奏疏给吸引了过去。

　　其实太子监国之后，所表现出的锐意进取的精神给这个昏昏沉沉的大明官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各地的官员都想要把自己对于某项国政的见解送到太子案前，所以不止王守仁这样。

　　但事情都要分个轻重缓急，以他朱厚照现在的能耐、这个时代的局限，他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都做得尽善尽美。

　　之前许多措施，根本上也都是治标，例如雍王、岐王奏乞田亩、不准。本质上只是停止了这项弊政，但先前已经被占据的，原来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

　　没有办法，现在许多事做不了。

　　也总归是最近整军有些成效，他才更加多了些底气。

　　而今日这封奏疏却与其他不同，朱厚照想要找臣子来论一论，

　　上疏的人叫杨一清，原本他是弘治十五年由南京太常寺卿转任陕西巡抚，并督理陕西马政。

　　现在朱厚照来了，他怎么会把杨一清这种人扔到南京去浪费几年呢？他又不是王守仁，都已经四十五岁了，杨一清已经是成熟的杨一清了。

　　弘治十一年，左顺门之变前后，皇帝和太子大面积调任官员，当时朱厚照已经把杨一清给稍待上，升任陕西巡抚、专督陕西马政。

　　一年有余，终有这封《请除马政之弊疏》。

　　内阁及六部尚书都来了之后，朱厚照让刘瑾把这封奏疏依次给大臣们阅览，他则耐心等待。

　　在封建王朝，马政是绝对不能绕过去的一条关键国政。国事莫大于戎，军政莫急于马，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战马，在冷兵器时代太过重要。

　　如果指望整出十万或二十万的步兵、就可以在游牧民族面前称无敌，这是历史虚无主义。因为人家不和你决战，就是打一下就跑，这样对于被打的这一方来说就非常的被动。

　　明朝中期，弘治皇帝也派马文升整顿过边军，正德皇帝更是号称武皇帝，同样整顿过京营，将军方面也有王越这样的名将，以及接任王越三边总制官的秦紘，这都是很有能力的大臣。

　　史书记载秦紘负责西北军务之后，挑选壮士，兴设屯田，重申号令，军威大振。

　　但鞑靼人在弘治十三年、十七年、十八年都有较大规模的寇边，他们总是来了就抢、抢了就走，明朝则始终采取龟缩不出的守势。

　　有时候也真不是‘国军不努力，’实在是战马不如人家、骑兵不如人家，追都追不上，还怎么打。

　　所以历代有为君主，如朱元璋、朱棣、朱瞻基都对马政寄以很大的重视。

　　朱元璋说：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莫不以马政为重，故问国君之富者，必数马以对。

　　就是说古时候的国家，问国家富不富，先不是问钱粮，先是问有多少马！

　　朱瞻基也告诫大臣，叫他们关注马政，说：军国所用，马之为最。军国大政，马政亦大。

　　而按照一般的套路，和其他所有制度一样，明朝的马政在开国之初还是比较好的，永乐驾崩时，能养150万匹战马。但到弘治十二年……怕是连这个数字的一半都没有了。

　　这也就是之前毛语文在大同查走私商人时所遇到的‘大同缺马’的背景。

　　杨一清的奏疏中言明，陕西的养马机构只蓄养了两千多匹战马，其中还有不少是老弱病危马……

　　李东阳在看奏疏的时候则在想：杨一清也是个聪明人，眼下看京中局势、太子所为，他应是料定将来朝廷必会对鞑靼用兵，既然用兵，又怎么会忽略马政？

　　而他负责督理马政，这就不妙了，

　　如果真到了那一天，朝廷要用马，他这个总负责人却拿不出足够的战马，那不是屎盆子全扣在他的头上？

　　毕竟马政怠坏至此又不是他杨一清的罪过，凭什么顶这个雷。

　　所以还是早早的把情况报上去，既为国为民，又解除隐患。而且说得越严重越好，反正到时候出了问题不要来找我。

　　而一旦朝廷重视，把这件事做起来了，那督理马政的官员岂不是政绩显著？他杨一清也能够在太子这边来一个‘青春版的简在帝心’。

　　这就是经验丰富和初生牛犊的区别。

　　看看王守仁那封疏上的，劲头很足，但搞得大家人心惶惶。再瞧杨一清这封疏上的，挠的就是殿下的痒处。

　　李东阳不动声色的点点头，现在就看殿下怎么处置了。

　　“怎么都不说话？”

　　可能是杨一清的奏疏太过深刻，搞得大家都有些‘畏难情绪’了。

　　但朱厚照不是那种性格，封建时代当然难，要在这个体制下激发出点活力出来也不容易，可不能就这么认了吧。

　　“本宫自监国之始就说过，任何事项都是要先搞清楚什么状况、问题在哪儿，有问题不怕，总归是想办法一起解决。要不还是各抒己见，都说说马政……可还有改良的余地。”

　　明代的马政呐，也真是难。

　　“殿下，臣先来说吧？”刘健是内阁首揆，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可以躲，他躲不了。

　　第一百四十六章 初议马政（二）

　　如果专门去读中国马政的历史，会遇到一句话，叫“马政莫详于明，亦莫弊于明”。

　　就是因为朱元璋吸取了历朝历代马政的教训，制定了较为完备的马政，但吏治败坏之后，异常完备的马政又酿成了太多灾难。

　　总得来说，明朝获取战马有三个方式。

　　一个就是官牧，这个很好理解，由朝廷划定草场，专门养马。朱元璋为此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太仆寺来管理，就挂在兵部的下面（后期又增设苑马寺）。

　　不管叫什么名字，反正就是皇帝专门派了一帮人、管理一块草地，负责养马。

　　后面败坏的缘由也很明显，就是草场被宗藩、地主豪强占了，当然其中的原因又很复杂，便是开国的时候人少、有地方养。随着人丁滋生，有些地不得已要开垦出来种粮食，所以有的也是被军、民给占了。

　　第二就是茶马贸易。它主要是在边关地区，用茶叶和西藏、西域以及北方游牧民族换马。直到现在，有些地方仍然会有一个景点叫：茶马古道。

　　但这个渠道，被茶叶走私给搞坏了。

　　第三个方式，就是造成巨大灾难的源头，甚至创造了一个词叫‘响马’。

　　这个方式叫民牧。

　　民牧这个政策是借鉴于北魏和宋朝，就是让百姓帮助朝廷养马。

　　总的原则就是帮我养马，养好了我免你的税，养坏了，你赔我。一般会有‘计户养马’和‘计亩养马’这两种方式，就是这五十亩地养一匹马，或者你们十五户人家一起养一匹马。

　　但时间一久问题就来了，

　　首先，我作为百姓，朝廷今天给我一匹健康的马，但是他娘的我就是运气不好，那匹马明天就是一下子病死了我咋办？

　　那就得赔，一匹马可贵了，少说要二十几两银子，所以不断有家庭因为养马而破产。

　　其次，一起养马，就存在豪强欺压百姓的情况，比如我们二十户共同养一匹马，大家各养三十天。那么有势力的人，就会选择草木茂盛、人不忙的季节去放马。

　　像是没什么草、又忙得要死的季节，就让穷苦百姓去放，耽误了农时不说，放马还得跑更远、更多的地方，所以百姓苦不堪言。

　　本来一年到头扑在土地上能吃饱已不容易，这一耽误基本就面临饿肚子。

　　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只要是各家一起养马就肯定会出现，洪武年间就有这样的现象。

　　再有，朝廷把一匹马交给百姓去养，会要求一年你给我产一匹小马驹，但这个小马驹合不合格要送去验，这个验，就有学问了，因为验就得有官吏负责。

　　这可是执法岗。

　　平头百姓抱着马去验了，合不合格就只看小马驹是不是活蹦乱跳？

　　所以自弘治开始、到嘉靖隆庆年间，老百姓就不养马了。

　　不就是赔么，我宁愿赔也不养。养个马费人、费时、费银子。我不如凑笔银子直接赔了拉倒。

　　因而当时还记载有很多‘虐小马’的情况。就是好好的小马驹，也要给它弄死，反正就是不养。

　　但‘我赔你’这话讲得容易，搁许多平常百姓基本就得卖儿鬻女。如此沉重的负担，导致此时的养马之地——河北百姓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正德年间，直隶霸州文安县爆发了刘六刘七起义，被称为“响马盗”，这次起义规模颇大，起义军从北直隶开始打、打到山东，竟然还回攻京畿，当然是没成功了，但后来又转战河南、湖广、南直隶等广大地区。

　　前后打了三年才平定。

　　这可是中原腹地，农业国家打三年仗，这损失什么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