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看似强硬，但却不失冷静、理智，且对国际形势和各国家的情况判断精准的家伙。
在陈文强这里，虚声恫吓不管用，狡谋奢望不好使，他似乎有着某种魔法，能看穿对手的真实心理，强硬表象下的虚弱内在。
该惹时惹，该躲时躲；该隐忍时隐忍，该反击时也毫不客气。澳葡便是一例，被蓄谋已久的闷棍打得晕头转向，偏偏又得打落牙齿和血吞。
陈文强只是随便一说，杰姆却知道他的影响力，想来香港大学的筹资建设恐怕要拖后了。但这件事情本算不得什么，不过是新港督卢押邀买名声罢了。而谈判最重要的是敲定广九铁路，这条对香港关系重大的工程绝不能再落到德、美手，甚至全部由中国人出资也不行。
但陈文强并没有立即答应广九铁路如何修筑，尽管英人已经答应贷款，条件与德、美两国相同，还答应以罗湖桥中孔第二节为界，分为华、英两段分别修筑，且管理权由两家共同掌握。
杰姆有些搞不明白陈文强还要什么，为什么不签署协议，使他能够尽职而归。
陈文强却是不紧不慢，取出一些资料，递给杰姆，淡淡地说道：“广东的社会治安是本官份内工作，希望贵方能够支持。”
杰姆有些迷惑，不知道这广东的社会治安与香港当局有什么关系，接过资料仔细阅看，他才明白过来。
1906年8月，同盟会所属的香港《中国日报》进行改组，冯自由借资五千元，购取香港中国日报发行权，终使香港中国日报暂脱险境。冯自由继陈少白主持香港中国日报不久即被推为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而这也正是冯自由开拓“革命事业”最为活跃的几年。
如果历史没有改变，没有横空出世的复兴会，陈文强也不想对同盟会继续打压。但形势不同，广东将会成为他的囊中之物，自然就不允许别人染指或者是搞破坏。
本来睁一眼、闭一眼地忽视，倒也可行。可在“二辰丸”事件中，冯自由等人竟然计划联合海盗抢劫“二辰丸”船上的枪栻，并趁势在香山和前山起事，这无论如何让陈文强不能容忍。
疯了吗？又想搞起一帮乌合之众穷折腾一下？陈文强不明白这些人到底是在革命，还是在瞎折腾，或者只是证明存在感，显示中华革命党没闲着，没消沉？
至于要求港英当局予以配合、协助，陈文强也是要赶尽杀绝，而是建议关闭《中国日报》，让冯自由等人自动离境。只要离广东远一点，陈文强便觉得达到了目的。
“就在今年，《中国日报》报社四楼发生爆炸，俨然正在制造炸弹，图谋暗杀或掀起动乱。”陈文强着重强调道：“广东的稳定，以及社会治安，正在面临着严重的威胁。所以，我希望贵方能重视起来，将这一干人等驱逐出境。没有稳定安全的环境，我想与贵方的合作也不会顺利进行吧？”
尽管因为冯自由等人搞出的动静较大，已经引起港府方面的不安，“警方多次传问调查，劝他自动离境”，但杰姆对此并不是很清楚，也不敢轻易答应陈文强的条件。毕竟这关系到港英当局的尊严，以及法津的独立。
“陈大人的建议，我已明白。”杰姆委婉地说道：“但证据是否确凿，是否有必要驱逐这些人，我还要请示港督，相信会有一个令陈大人满意的结果。”
“希望如此。”陈文强微微一笑，说道：“本官清乡剿匪以来，屡有盗匪逃避于香港，这对香港的治安也有威胁，希望我们就此能达成了一个共同打击犯罪的合作机制。”
“这是可以协商解决的。”杰姆沉吟了一下，说道：“打击犯罪，维护香港治安，亦是我们所寻求的目标。”
……………
与澳葡翻脸之后，陈文强再无顾忌，频频出动水师舰只，载着武装警察对海盗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即便是在与澳葡有争议的水域也是如此。
海盗在此打击下或亡或逃，广东商民拍手称快，唯中华革命党却是切齿痛恨，因为他们眼中的“反清义士”正在遭到杀戮，他们的“革命力量”正在受到摧折和损失。
不仅仅是海盗，还有陆上的盗匪、会党、散兵游勇，在持续且不断深入的清乡中也是损失惨重，或降或逃或被缉捕。广东这个曾被同盟会寄予厚望的起事之地，越来越失去了成功的希望。
而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大义下，在陈文强与澳葡发生武力冲突时，复兴会，或者称为联合阵线的率先表态无疑占据了道义的高点。中华革命党既无法利用此时机在广东起事，又不甘象鹦鹉学舌般发表相同言论于复兴会之后，便唯有沉默一途。
殊不知，越沉默越被动，越令民众产生疑惑，特别是南洋的华侨、华人。之前的抵日运动，北辰等人的态度便很暖昧，不肯亮明旗帜直斥日人之无理，痛国耻之羞忿，亦无热情参与其中，已经令人颇为失望。
而在大事大非中立场坚定，言辞有理有据的复兴会，则再一次争取到了无数的人心。这当然与西南战事的稳固，复兴会已经据有一隅并向清廷发出强有力的挑战有关。
空喊革命而事无成，空中画饼却终不可得。不管你向人们描述的是多么美好的前景，总要让人感觉有成功的希望吧？同为革命党，复兴会高举旗帜，勇猛向前，自然极大地影响了中华革命党的扩张和发展。
这个时候，恐怕北辰等人才意识到失误，匆匆忙忙地命令汪精卫等人在东京重新把同盟会的招牌立起来。但这已经晚了，东京同盟会的大部分成员已经转向革命联合阵线，在舆论的宣传下，新留日学生更愿意奔向前途光明的一边，旧招牌——同盟会已经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