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杀戮固然是惩奸除恶，同时也是积累黑金，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打响自己的名声。而能量越大，吸引力越强，人才越愿意聚集到自己身边。
效果是明显的，首先是资金问题得到了暂时解决，工厂可以继续建设，工人可以领到工钿，饥民有粥可果腹，贫苦儿童免于被卖；其次则是整个团体势力的大涨，洪九豹子的帮派完蛋了，沈关生、张春宝退出了所霸的码头，而这些地盘便无声无息地被兴义堂控制，解散的帮众则被兴义堂吸收。
当然，这只是表面上的。兴义堂的领导核心已经转到了龙兴堂，经过考察与甄选，择优汰劣，兴义堂的人手逐渐向龙兴堂充实，过上一段时间后，兴义堂也就只剩下了一个空壳或者招牌。而在另一条线上，工会的筹备也接近尾声，成立之后便将成为龙兴堂新的后备力量。
如果换一种说法，这样的整合改变倒很象股份公司的借壳上市，或者说是资产重组。这样一个组织的梯次结构便分明起来，行动队是精英，是暗影，行动也是求质不求量；龙兴堂则是工会在表面上的武装力量，负责一些常规的行动；工会则要人多势众，分布于各行各业，公开地显示力量。
罪恶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坏人也不可能杀绝光光，但却可在明暗两方面挤压他们存在的空间，限制他们作恶的力量。
尽管大盗不操戈对于陈发来说还暂时有些奢望，但行动队的训练不断，又有实战的锻炼，再有他的策划，一些行动很快就会不必由他亲历亲为了。现在，陈发又暂时收手，一方面观察效果，尽量能够不费力气地达到目的；一方面总结经验教训，侦察刺探搜集情报，并在训练中加强行动队的素质和能力。
每次都是谋定而后动，看似狂杀乱砍，杀戮的目标除了死有余辜之外，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但实际上却是刺探侦察清楚后的行动，还有一些人的死亡，是为了扩张势力，布局长远。
比如接收码头，虽然是帮派常有的生财之道，但对以后的商贸却有相当大的好处。
上海开辟租界后，沿黄浦江建立了许多外轮、沿海及内河轮船装卸货物的码头，特别以十六铺居多。码头多由外商经营，但直接管理者却是一些包工头。而包工头即码头霸主，则多以青红帮居多。每件货物从船上搬至码头，或进仓库，轻者一二百斤，重则五六百斤，每件运费工头往往要抽取五成至六成，而卖苦力的搬运工只得四五成。
除此之外，逢年过节或工头婚丧喜庆，都要工人分摊送礼。而这些码头霸往往又同属帮会，互通声气。某个码头工人只要一个码头霸主不用他，则其他码头也难进门。
一个码头，忙时要雇一两百人，码头霸的收入就相当可观。也因为收入可观，便往往为争夺码头而引起暴力争夺、流血冲突。
象这样以很小的代价，不必兴师动众便取得了两个码头的控制权，在金三爷等兴义堂旧人看来，增加了帮派收入、扩大了势力范围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事情。虽然在阿发的命令下，新的把头何兆兴把两个码头的抽成一下子降到了两成，金三爷倒也没多大意见，毕竟这也是新增加的收入。
兴义堂的招牌还在，但行事风格却已经开始改变，阿发想得长远，帮派的力量很有用处，可也别弄得声名狼藉，连带着把自己也搞臭了才好。
名声和人脉，对阿发来说，还是很欠缺的，只靠一个味精的专利，分量显然是不够的。而要等工厂生产出商品，并打开市场，为阿发增加声望，时间又不是一年半载便能成功的。所以，他需要走捷径，需要利用自己头脑中的知识投机取巧，尽快地使自己名利双收。
一场血腥的杀戮，扩张了势力，攫取了资金，在上海滩的轰动也掩盖了美国、法国给阿发颁发味精的专利证书。当然，阿发对此也不太在意，因为他有更具实用性的发明，也就是查理宋所猜想的独家产品问世。
一八六九年，赛璐珞诞生，从此开创了塑料工业，几十年中，相应地也发展出了模压和注射成型技术。但由于聚合物分子结构理论的滞后，塑料没有形成独立的工业，一些化学家在实验室中也完全是经验主义的操作，就是碰巧，却难以取得突破。
而阿发所搞出来的独家产品可谓是突破性的进展，但却非常容易，也可以说是投机取巧，利用了别人的发现。
早在1872年，德国化学家阿道拜尔就发现:苯酚和甲醛反应后，玻璃管底部有些顽固的残留物。不过拜尔的眼光在合成染料上，而不是绝缘材料上，对他来说，这种黏糊糊的不溶解物质是条死胡同。
但对于阿发来说，这种简单的化学反应产物却是能使他收获巨大名声，以及巨大利益的东西。只要向这种反应产物中添加适当填料，经过热压便能制成模压制品、层压板、涂料和胶粘剂等。这就是世界上第一种完全合成的塑料――酚醛塑料，在即将迅速发展的汽车、无线电和电力工业中，它就是二十世纪的炼金术。
说简单也简单，但要不知道所以然，却将是耗时耗力的过程。要知道，美国化学家贝克兰从一九零四年开始研究，直到一九零九年才成功，并申请了酚醛塑料的专利。现在，阿发却很轻松地将这个殊荣抢到手中，或者说是窃取过来。
专利申请通过诺依曼以最快的速度递交给英、美、法、德等大使馆，卢家湾的在建化工厂改变了规划，将由酸碱厂变成煤焦化工厂，而酸碱厂则重新选址，暂定在沪西的陈家渡（即白利南路――今长宁路），以便就近使用公共租界的美商电力，用电解法制造酸碱。